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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10、一个入党才二三年的新党员,遇到了两次“左”倾路线,你说怎么办?他说:“一些事弄不明白,心里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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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选择了共产党,贺龙终生无悔,但是,参加共产党以后,其命运之坎坷,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踏进共产党的门槛刚刚二、三年,就被党内的“左”倾路线搞得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193o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个时候,贺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指挥,但是,在党内,却是一个仅有三年党龄的新党员。
  红二军团是这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的。下辖红二军(由红四军改和、红六军共十个团。贺龙的老战友周逸群担任前委书记和军团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一成立,贺龙、周逸样制定了一个以六个月为期,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军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尔后向敌人薄弱地区发展,迅速使湘鄂西各小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计划。
  但是,时运不济。这一计划刚开始执行,便遇到了从中共中央贯彻下来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阻碍。1930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抛开建设根据地的计划,去攻打鄂北敌人的统治中心——沙市。刚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军团怎能去强攻大于自己数倍的正规军把守的城市呢?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而且伤亡了三千余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损失,贺龙、周逸群无言以对,感伤万分。可是,没过几天,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来了指示,命令红二军团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夺取全省政权。贺龙、周逸群接到指示,啼笑皆非,但是,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洪湖根据地的巩固也不能丢掉不管。他们决定,一面巩固苏区,一面逐步向武汉发展。这当然为执行“左”倾路线的上级所不满。9月12日,中共中央派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到达湘鄂西,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央行动委员会,是李立三在整个党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的,负责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构。派邓中夏来洪湖,就是要全力贯彻“左”倾冒险路线的。从此,贺龙这个总指挥便十分难当了,因为,按中共中央规定,在军队,作为党代表的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凡事一经政委决定,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何况,邓中夏还是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是贺龙的上级。不过,邓中夏为人正直,对贺龙也颇尊重,在作战指挥上,有些具体意见,尚能采纳贺龙的主张。贺龙只好利用这一点,尽量提出自己的看法,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命令,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指挥红二军团出现在长江以南,夺南县、占华容、下津市,最后在澧州碰上了钉子,旷日持久,攻而不下。
  湖南省主席何键急令其新十一师,独立一旅和湖南警备第一军前往津、法解围。强敌来援,怎么办?贺龙硬着头皮向邓中夏建议说:
  “何键调兵来了。我们攻不下澧州,撤了算了。干脆连津市也丢下,集中力量攻下石门,去搞一个临时的后方。这样,我们才有吃有喝,可以继续进攻。”
  邓中夏也感到了目前形势的严峻,只好同意贺龙建议,撤离津、澧,转而攻占石门县,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
  但是,何键并不罢休,命令新十一师各部进攻石门,不给红军喘息之机。贺龙同邓中夏商量说,这次不打是不行了。我们分个工:你带一个师守石门,我领主力前去迎敌,把他们赶走。邓中夏表示同意。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主力击溃了新十一师,歼灭独一旅一部,乘势攻占了临浪县城。
  在临澧,贺龙叫卢冬生去收集国民党的报纸。
  卢冬生不解,问道:“胡子,你要报纸做什么?”
  贺龙说:“我们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全国政局怎样?湖南的敌人有什么动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报纸也许能捉摸出点什么来。”
  卢冬生从临道邮局给贺龙弄来了一大难报纸,大都是汉口出版的。贺龙仔细地阅读起来。说也凑巧,他真的从报纸上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告结束,蒋军大批军队正在南调;还得知,红一、三军团根本没有再攻长沙。他想,那么,要我们配合红一、三军团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要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也失去了依据,再说,蒋、冯、阎大战结束,蒋军南调,必然会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我们这里,虽然灯链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并不会放弃消灭红军的企图,可能正在调兵遣将。我们必须马上改变行动方针,不然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于是,他下令回师石门,找邓中夏去。
  邓中夏见贺龙率师返回,极为恼火。他质问贺龙说:
  “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把队伍撤了回来?”
  “中夏,你看看这个。”贺龙把一叠报纸递到邓中夏面前。报纸上不少地方都用铅笔划了出来。他说:“一、三军团不打长沙了,我们配合谁?敌人已经大批南调,常德、桃源我们也不能去打了,再过流水也不行了。我看,还是马上返回洪湖。”
  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翻了翻报纸,看了看贺龙划出来的地方,对邓中夏说:
  “政委,逸群、万涛不是写信给你,认为红二军团不宜久离根据地孤军南征吗?他们不是要求我们迅速返回洪湖吗?我看这个意见是对的。你应当考虑考虑。”
  邓中夏看见段德昌支持贺龙,十分不悦。他说:“夺取常德是既定方针,任务完不成就走,哪有这个道理?云卿,你怎么可以随便撤回来呢?你不愿意执行中央的路线?我认为必须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津市、澄州,夺取常德。一、三军团打不打长沙,那是他们的事。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不允许动摇。”
  尽管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许光达等人的支持,但是,政治委员“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大帽子压下来,贺龙有口难辩了,只得率部重新去攻打津市、澧州,可是,他心里实在不痛快,不知道他哪一点有错。
  此时,敌人已经大量增兵,骨头更加难啃了。红六军经过苦战,虽然占领了津市,但是伤亡巨大,连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也为之献身了;红二军围攻浪州,依然打不进去。看到这些情况,贺龙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是总指挥,却要指挥部队去打这税大。该打的仗,这样的总指挥有什么用?
  但是,敌人却并不就此了事。湖南当局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陈渠珍的湖南警备第一军,分两路对红二军团发起了进攻。一路夺取了石门,一路从临法向澧州逐步推进,情况危急,邓中夏不得不同意将部队撤到松滋县的杨林寺、街河市一带。
  这时,敌人正对洪湖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剿”。监利、潜江、华容均已被敌人占领。周逸群、万涛再次给邓中复写信,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洪湖,迎击敌军,保卫根据地。
  贺龙乘机向邓中夏建议说:“中夏,还是回洪湖去吧,丢掉了根据地,我们就没有依托了。”
  邓中夏说:“老贺,洪湖那儿河流湖泊太多,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恐怕很难打败敌人的进攻。”
  贺龙说:“别看那哪水多,但是个老根据地,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回去是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段德昌在打津市时负了伤,心里很不痛快,就说:“怎么不能打败敌人?有那么好的群众支持。不会象在这里,脱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兵家之忌。”
  邓中夏不满地说:“别说了,现在不能回去。”’
  几天以后,邓中夏决定,段德昌负了伤,可以回洪湖去,到那里担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总队长。
  政治委员一言九鼎,谁反对也没有用。贺龙拿起烟袋,走出屋去。段德昌满脸不高兴,跟出来对贺龙说:
  “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我有什么错呀?”
  “你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嘛!”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其实,回洪湖去也好。”
  看来,贺龙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
  过了一天,邓中夏邀贺龙去看地形。他对贺龙说,他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人决战,让红六军去进攻松滋。我们要在这里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说:“你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去打公安,这还可以解除军团侧后的威胁,进洪湖也有了门。”
  邓中夏点头说:“打公安也可以。你马上调红二军去打。”
  贺龙又说:“中夏,你要在这里找阵地?找什么阵地?就因为这里有山?队伍现在没吃没喝也不行啊!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让一个军在这里打?怎么行?要打也得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呀!”对于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贺龙更是强烈反对,他说:“搞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去。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但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这是不可以的。”
  邓中夏听了摇摇头,否决了贺龙的意见。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的这次争论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津市的时候,能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亏也就吃大了。
  不久,敌人大兵压境,一部分突入街河市,一部分接近杨林寺,对红军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红六军仓促应战,两个团被敌人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二军奉命去打公安,不在身边。军团指挥部只得向刘家场转移,下令各部迅速撤退。红二军得悉军团危急,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救败局。
  贺龙后来回忆说:“那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打了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人割断了。后来还是总指挥部的手枪大队挡了一下,才撤出来。”我再问邓中夏,他不做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
  身为总指挥,却当不了家,只能听邓中夏的,这样的总指挥怎么当?有时,还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1年初,红二军团遇到了十分贫困的湘鄂边的长阳、五峰地区的枝拓坪。红二军团因为脱离根据地、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又得不到补充。这一带地脊民贫,部队供应无着,衣服单薄破烂,给养困难,红二军团一下子锐减到了万把人,处境十分艰难。邓中夏要贺龙带领二军去打渔阳关。渔阳关在汉阳河边,驻有川军两个多团。他们凭险固守,火力又强。极度疲惫,消耗很大,几天来一直吃不饱饭的红军,哪里能打得下来?贺龙也没有这个本事。邓中夏却冲着贺龙大发脾气,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
  贺龙变色道:“二军是党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去问问战士们,他们吃饭了没有?没有饭吃,怎么去打仗?”
  邓中夏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他也不敢去问忍饥挨饿的战士,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停了一会,贺龙的气消了一些,便向邓中夏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去搞粮食,整顿部队。有了吃的,部队搞得有土气了,再考虑打仗不迟嘛!”
  邓中夏马上说;“给你一个班,你亲自出马筹粮筹款。”
  这分明是在刁难贺龙。你不是说搞粮食吗?那你去,只给你一个班,看你怎么办?
  那知,贺龙二话没说,带着一个班出发了。有人奇怪地说:“总指挥怎么啦?这个亏也吃?”
  贺龙带着这个班,走到一个小镇上。有人在背后喊他:“总指挥!总指挥!”
  回头一看,是一个商人,赶着一大群骡马,看样子有一、二百匹,驮着棉花、布匹、棉鞋什么的,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击贩运。
  只见那人匆匆忙忙跑过来,向贺龙敬礼,说:“总指挥,不认得我了?我是叶光吉呀!”
  “叶光吉,是你啊!”贺龙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
  叶光吉是他在治州当镇守作时的老部下,后来离开军队当了商人。
  叶光吉说:“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能碰到你。”
  贺龙指着那些骡马开玩笑地说:“你叶光吉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啊!”
  叶光吉竟十分慷慨,脱口就说:“好啊,这儿的东西都交给你了,总指挥,连我也交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
  贺龙一愣,严肃地说:“叶光吉,你当真?”
  “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叶光吉说:“总指挥,你要不要我当红军?”
  贺龙知道叶光吉有个抽鸦片的恶习,便说:“要。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戒掉吸大烟,行不行?”
  “行!”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把骡马和货物全部交给了贺龙,又帮助贺龙搞来了一批粮食。
  贺龙回到了枝拓坪。
  一进军团部,有人便问:“总指挥,搞到粮食没有?”
  贺龙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怎么搞?”
  邓中夏脸一红,非常不高兴。贺龙扫了他一眼,哈哈大笑,向窗外喊道:“叶先舍.公讲讲来,让政委看看。”
  邓中夏莫明其妙。不自觉地走出门去。啊呀,外面山坡上,站着一、二白匹驮满货物的骡马。邓中夏怔住了,不知贺龙用的什么魔法。
  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的时候,国民党军正在洪湖地区疯狂“围剿”,根据地处境艰难。湘鄂西特委强烈要求红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但是,邓中夏不愿意回去。他认为,洪湖水多河多,大部队行动不便,他要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斗争,并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进逼宜昌、沙市。他说:“这叫‘围魏救赵’。你去洪湖,那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包括贺龙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主张,在前委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邓中夏一意孤行,毫无办法。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红二、六两军分别缩编红七、八两师。
  4月2日,贺龙按邓中夏的意见率部北上,顺利渡过长江,克兴山、林归,攻占远安、荆门,进展神速。
  国民党当局急调两个师又一个旅前来进攻,红军作战失利,退往鄂西北。邓中夏“围魏救赵”计划泡了汤。
  在鄂西北,红三军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时的邓中夏,也许是钉子碰得太多了,比较能从实际出发,较多地采纳贺龙及其他人的正确意见,所以,两人常能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对房县根据地的顺利发展有很大影响。
  9月间,贺龙得悉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便决定红三军南下,迎接红九师。邓中夏也同意了。但是,在从荆门、南漳向洪湖前进途中,不知为什么,邓中夏又变卦了。他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坚决去接红六军(这是洪湖群众对红九师的称谓——笔者注),在刘猴集接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游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苏区也不迟。”
  这场争论在群众中影响不小。第二天,就有人在驻地墙上用粉笔写了一句话:“长胡子(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贺龙)要下湖”。概括地说出了他们俩人分歧的原委。
  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合了,大家分外高兴。湘鄂西分局副书记万涛、红九师师长殷德昌、政委陈培荫前来看望他们。
  段德昌悄悄问贺龙,说:“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
  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
  段德昌沉痛地说:“逸群牺牲了。”
  贺龙怔怔地站在哪里,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流下了热泪。段德昌告诉他,周逸群是今年5月,在开辟了洞庭湖十县以后,返回洪湖的途中,遭到敌人的袭击,壮烈牺牲的。
  此时,中共中央已撤消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指责他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万涛在红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邓中夏在检查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时,坦率地承认:“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
  平心而论,邓中夏虽然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在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正确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对于贺龙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并非都不尊重、全不采纳,应当公正地看待邓中夏在湘鄂西工作时的功与过。邓中夏离开洪湖返回上海,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1933年5月,落入敌人魔掌,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共事一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邓中夏离开了湘鄂西,贺龙觉得主要问题解决了,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他哪里知道,此时,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更麻烦、更痛苦的事,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厂,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在政治上,他极力贯彻他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阐述的冒险主义纲领;在组织上,一面过分地打击犯五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一面把一些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派出许多中央代表到各地去,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1931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被派到湘鄂西来了,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从此,洪湖根据地逐渐陷入了痛苦的困境。
  这时,贺龙率领红三军与红九师会合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洪湖。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回到洪湖,夏曦就背着湘鄂西军分会另外两名成员贺龙和万涛,发出了一个“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到襄北伐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被摧残”;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与岳口、张截港,打通襄北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看到这分训令,贺龙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红九师在襄北展开是夏曦当面交待并形成决议的。现在,长江南岸的苏区被敌人占领了,夏曦却想借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什么常堂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湘鄂西分局书记如此不讲道理?不尊重事实呢?他带着种种疑问,迅速率部占领沙洋,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
  可是,等待他们的,一是夏监以违抗军分会命令之罪,撤消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他是根据军分会命令接替邓中夏的。段德昌、陈培荫也受到了警告处分。二是夏曦接任了三军政委,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指使湘鄂西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成五个大团,受省军委指挥。这实际上是在限制贺龙的指挥权。夏曦的这种做法,在部队指挥上造成了混乱,广大指战员甚为不满。
  面对夏曦如此无理的举动,贺龙有点忍无可忍了。到达分局所在地周老嘴的第二天,他就去找夏喷。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夏曦坚持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以中央指示作根据的。
  贺龙十分严肃地反驳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让省委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你召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自知无理,只得承认省委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可是,他却对贺龙说:“你去找万涛嘛!”
  贺龙沉着脸说:“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又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不是你谈话交付的任务?怎么和你那个训令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哪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的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是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这个当军长的,昨天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住的。你当分局书记的睡得安稳吗?”
  夏曦阴沉着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最后说了一句:“我让他们给你找房子注。”
  在一次分局会议上,贺龙提议,为了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应从红军中调出一部分口粮拨给灾民。夏曦却极力反对。他说:“红军的口粮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运输力去运粮食,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的吃饭问题?”
  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贺龙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站得住脚吗?”
  夏曦这个书记无言以答,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因为广大干部对夏曦的领导非常不满,万涛强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叙述原委,请求指示。省委书记杨光华没有办法,只好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沟去上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中央,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他们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政治报告,说在他领导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不符实际的论断,引起了大多数代表的愤怒,群起批评夏曦。主张按湘鄂西地区实际情形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了大会发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贺龙认真听着,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中肯,分局是应当接受的。贺龙后来说:“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样子。”夏曦呢?他坐在那里,两眼一闭,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一声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来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执行的路线,并且说:“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分子、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他指责万涛抵制和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但是,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取消军师两级、编成五个大团等问题上批评了夏脉,因此,军师两级编制在会后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样一来,大的方向迅速改变,一些正确意见被压了下去,从此,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
  贺龙心里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执行的就是中央执行的路线,他个人对此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但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夏曦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对红军,他还无法绝对控制,作战指挥还得靠贺龙,因此,贺龙能多次违背夏曦的意见,指挥红三军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事后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评。夏曦对贺龙他们极为不满,难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间,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义,一连通过了五个决议,指责贺龙和红三军的作战行动没有“万分积极化”;批评贺龙他们进行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日”、“保守主义”;并说,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从组织上压制了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强迫他们去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不停顿地跟敌人硬打强攻,使贺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夏曦用这种强制办法,一步一步把红三军推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危险之中。
  1932年3月末,国民党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药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国民党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却是事实。这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消耗战。可笑的是,夏曦竟自我夸耀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转变的成功”。夏曦还强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简直哭笑不得,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无可奈何地率领红三军再次进逼敌占城镇,继续打那兵书上最忌讳的消耗战。
  到了6月间,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十万余人。他们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一举歼灭,彻底“铲除”洪湖根据地。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夏曦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依然命令红三军不停顿地进攻敌占城镇。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诬杀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忠贞干部。红军和根据地从此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
  面对这一切,贺龙忧心如焚,但是,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这个新党员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贺龙后来叙述说:
  “在敌第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洪湖老区。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去筑碉堡。段德昌一面筑碉堡,一面笑,为了这事,德昌还受了处分。”
  但是,眼看红军和根据地愈来愈走入绝境。贺龙不甘心,不管夏曦高兴不高兴,不断向夏曦提出建议。他后来说,除了打仗,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接受不接受,全在夏曦。
  后来,夏曦决定分兵。红三军一部分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贺龙后来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煌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了一个礼拜。”
  红军一分兵,搞寸土必争,固守根据地的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夏曦把电台都丢了。从此,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从1927年秋,经过多少人奋斗牺牲创建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夏曦只得逃出洪湖,去找贺龙。
  贺龙率领红三军在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避开强敌,时分时聚,采用游击战与敌周旋,保存了红三军的这一部分力量。当夏曦找到他们后,他们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了。这给红二军广大指战员打击太大了。红三军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人,他则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立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如今竟这样白白地丢失了,准不痛心?因此,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这时的夏曦,已经完全失掉了信心,不同意打回洪湖去。
  贺龙默默无语,思潮起伏。他想,洪湖根据地的丢失,强敌当前,固然是一种因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领导者的错误。他自己是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常常仰天长叹。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绕道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
  数月以来,红三军被强令“不停顿地进攻”,减员甚多,弹药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而且,又要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红三军成了一个军心不稳的疲惫之师。这样的部队,要在敌军前堵后截之中,在反动派统治严密的敌占区长途远征,其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
  红三军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群众逃避山林,红军无处宿营,只能露宿郊野。时值严冬,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匾乏,人员疲惫,减员猛增。进入伏牛山后,每日以百里的速度行军,仍不能摆脱敌人。
  贺龙把贺炳炎找来说:“我们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去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一次伏击。一定要打胜。”
  贺炳炎不辱使命,打了一个好仗,消灭了一部分追来的敌人,使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进攻。红三军才得以喘口气。红军长途跋涉,走到陕南武关附近。这里驻有敌人一个旅,附近还有二个旅。贺龙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说:
  “我看,要打一下武关,这是对我们红三军的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就没法通过呀!”
  他亲自来到独立师作战斗动员。独立师一鼓作气,歼敌一个营,打下了武关。从此,红军才取得了一点主动。
  到了12月底,在敌人追击围堵中,红三军翻桐柏山,进伏牛山,跨越七千华里,终于到达鹤峰县境,但是,一支近两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了九千人。
  到了鹤峰,贺龙憋不住了。他强烈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略。夏曦同意了。召开了一个只有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分局会议。中共中央派关向应来洪湖,是让他参予中央分局的领导,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的,可是,夏曦实际上只让他当了红三军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首先提出,应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对夏曦说:
  “现在,湘鄂边的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艰难地坚持斗争。目前,首要的就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一点的湘西地区发展,先夺取桑植,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找一个适于休整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整顿红军,停止正在搞的‘肃反’,不然也无法整顿。”
  夏曦闭着眼直摇头。人家发言,他闭着眼睛,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说:“恢复根据地我同意,但不能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是我们“对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警惕性异常不够”。他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肃反”必须彻底进行下去。他指责贺龙说: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交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药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暴动,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操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交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两人拍案相视,剑拔夸张。关向应赶快出来,给他们调停。
  后来,在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又一次发难。他突然下令,收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人员的枪,逮捕了两名警卫员。
  贺龙大怒,质问夏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不缴枪?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说着,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们两人的警卫员,把枪也发还了。
  “肃反”是上面决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肃反”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经过考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杀害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夏曦作为湘鄂西地区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中央代表,当然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夏曦曾留学莫斯科,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党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在执行王明路线上,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样残酷,各有各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敢妄加断言,留待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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