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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延安收复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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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边区经过蒋胡匪军蹂躏之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四千人以上,粮食、牲畜、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一九四七年因损害青苗五十万亩,荒芜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四十万以上的饥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
  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
  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他在去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六月六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七日他给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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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①的问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工、安庄稼、调份子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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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行署布告》第9号,1948年12月。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怀。一九四八年六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嫌落后稍感贫乏的”①,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见和希望: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员们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的反映出来,并普及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和旧艺人。而在新区,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剧班、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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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②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件事情的报道。
  “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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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主席在九一记者节会议上的讲话》(未刊稿),1948年9月1日。

  林伯渠回到延安,在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就预感到全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提出应特别加强对党的土改与城市政策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政策是我们的关键所在。稍后,在延安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七周年干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已出现“以直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大革命了”,“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必然的和为期不远的了”①。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他说:“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认为有两点可以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这就是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与方法。”而为此“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的阶级觉悟,有全面观察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指导之下的高度的无产阶级的灵活性,就必须客观的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的夸夸其谈。”②
  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胜利的思想准备,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讲了遵守纪律、民主与集中、研究理论和掌握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是不可中断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确实坚持地学下去。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胜利的前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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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群众日报》,1948年8月7日。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还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2)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3)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①
  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的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的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政治上的提高,另方面适当的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过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今后,我们党要领导全国政权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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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主席在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政权工作的报告》(未刊稿),1948年7月29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①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才有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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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伯渠同志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1948年9月17日。

  林伯渠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有的即使到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①。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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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1948年11月1日。

  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2)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3)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4)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动。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了,对陕北的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
  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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