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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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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曲折的北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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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开始,正当双方在榆林一带激战时,早就受孙中山“攻心战”影响的直系中冯玉祥部队突然从前线日夜兼程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上9点,冯玉祥率领的部队已经从古北口驻地来到了北京城外围,把守了各个城门,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构,更是包围了总统府,把刚刚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囚禁在了北海的团城。发起政变的几个将领当晚就联名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停战,表示同“弄兵好战”者相周旋,24日,曹锟被迫免去吴佩孚的各种职位,改任青海屯垦督办。

  10月25日,冯玉祥和发动政变的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还有秘密参加政变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老同盟会会员黄郛在北苑商议,决定把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胡、孙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支持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而更重要的决定是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

  随着冯玉祥领导的政变,直系军阀一蹶不振,曾经喧嚣一时的吴佩孚一直幻想着杀回北京讨伐冯玉祥,但是此时即使是与其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也放弃了对他的支持。11月3日,奉军又进占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领残部从天津大沽入海南下,加上各路军阀纷纷趁机强占直系的地盘,11月初,事实上孙中山北伐的目标对象——曹锟和吴佩孚都已经不存在了。

  接到电报的孙中山当即回电表示即日北上。对冯玉祥,事实上孙中山并不陌生,按照冯玉祥的回忆,他与国民党人早有来往,孙曾经托人将自己写的《建国大纲》赠与冯玉祥。早在政变前孙中山就对冯玉祥做过堪称细致的工作,冯玉祥曾经派人去广东,拜见孙中山,他早就将希望寄托于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他和苏联顾问谈话时也说,他十分景仰孙中山,是孙中山“朴实的追求者”。

  1924年10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宋庆龄、汪精卫、李烈钧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14日,到香港转乘其他船往上海。17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到码头欢迎的群众有万余人。

  但是北京的时局瞬息万变。在孙中山还在路上的时候,11月15日,为了阻止长江地区的直系势力北上,冯玉祥不得不与张作霖、卢永祥和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把段祺瑞推上了临时总执政的位置。本来由冯玉祥打开的新局面,变成了驱虎换狼的和局——冯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国民军名义被陆军部撤销,不久,他又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当西北边防督办。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见到的将是段祺瑞而不是冯玉祥了。

  对段祺瑞出任执政之既成事实,孙中山既表现出不计得失的大度,也满怀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无奈。虽然并不对北京政府抱很大的希望,但他还是依然决定北上。12月4日中午,孙中山一行乘船到天津。虽然法租界已经戒严,不许船靠岸,但是船还未到,已经有5万左右的群众在码头等候。

  孙中山没有见到段祺瑞前,不得不先见在天津的张作霖,事先孙中山让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往访时间,出发前,随行的李烈钧提醒说,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上会项羽,有张良、樊哙随行,代为出谋划策,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道派哪些人随去恰当?”孙中山经过考虑,决定带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同行,当时张作霖住在天津海河北岸的曹家花园,他得知孙要拜访,立即传令部署,非常森严。

  李烈钧的回忆录描写,孙中山一行到了张的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迎接,派遣张学良出来引领,到了会客厅,也没有立刻出来相见,而是等候许久,才出来,并且坐在上席,显示出盛气凌人之势,孙中山看见这样子,当然不高兴,宾主之间居然陷于短时间的沉默,一时局面很僵硬,经过一番沉闷和静寂,最后还是孙中山打破僵局,开口说:“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可喜可贺了。”

  会谈中,老奸巨滑的张作霖对孙中山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由其做中介与各国公使修好,另一方面公然地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

  由于劳累和受寒,自张作霖处返回,孙中山便感身体不适,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尽早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养。此后,孙中山“虽然病卧在床,接见重要同志及宾客,仍是每日不断”。然而,皖、奉军阀的所作所为,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

  1924年12月7日,段祺瑞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然宣称:“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翌日,又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2月18日,段祺瑞派遣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孙中山,在病榻上的孙中山闻知此事,极为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也许是怒火攻心,当天孙中山的病情就加重了,经诊断,肝脏上有显著肿痛,体温接近正常,但脉搏跳得很快。

  尽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孙中山书面回答天津民众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坚定,“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也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13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自由平等,然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给诸国了,以至于我们仍处于次殖民地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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