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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

26、西花厅不能住了,他被送到了西山。周恩来伤神地说:“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天凉了,叶黄了。贺龙茫然若失:“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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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1966年底1967年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江青、康生等人公然鼓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广大干部是好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的职务,和妻子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毛泽东没有接受。
  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横遭蹂躏。他们被揪斗,被囚禁,被毒打,人权和法律荡然无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
  “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如疯如癫。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贺龙焉能逃脱得了?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江青是很懂得造舆论的。她去清华大学找贺鹏飞,正是为了制造打倒这位元帅的舆论。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大声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这样,“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从荣高棠等人的身上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
  “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共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7所有的机密文件。”
  周恩来出面了。12月26日,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这里,五十年代曾作过苏联军事专家的招待所。现在大部分房屋已经破旧,无人居住。然而,这里也不是贺龙的避难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
  薛明着急了,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她还能找谁呢?只有一个周恩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见答复。贺龙本不愿意住在这里,他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东交民巷,同他们去讲理嘛!”
  元帅太天真了。受人操纵,灵魂变形的造反派同他们的幕后人一样是无理可讲的。
  薛明无奈,只好跟随他坐车进城。
  经过中南海的时候,贺龙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先向周恩来报告,他说:
  “我们先去见见周总理,向他报告一下,我们搬回家去了。”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秘书对贺龙夫妇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时不要回家。”并且,在西花厅给他们夫妇搭好了床铺。
  贺龙夫妇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薛明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对我们关怀备致。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时间和我们谈话。贺龙同志很觉不安,多次列”我说,不应再打扰总理。我们每天都看到总理一直忙到天亮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
  但是,周恩来越来越忙,每天从他们的住处匆匆而过。贺龙站在窗口,长久地看着周恩来的背影。他说不想打扰周恩来,其实,他的内心是多么想同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现在肯帮助贺龙的只有他啊!
  贺龙住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已被夺权的风暴颠簸得快要失控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被迫站在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揪斗;煤炭工业部部长被戴上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最后,遭毒打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舰队的一个招待所里……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
  贺龙虽然住进了中南海,林彪他们的阴谋活动却不断升级。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实际上,林彪已经在军内宣布,贺龙是打倒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揪斗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想从他们那里罗织贺龙的“罪状”。
  在这样的形势下,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党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江青是很鬼的。她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对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正式谈话”,她为什么不来呢?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已”
  周恩来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其实,周恩来很明白,贺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同这些单位都是工作关系,谈不上伸手不伸手。林彪说的“伸手”,不过是因为这些单位都有一些贺龙的老部下,红二方面军的干部,真是可笑之极,但是,周恩来又不能不说。
  周恩来还谈到一些历史问题。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谈话,有很多话要说。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申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何等聪明,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留下这个许诺的时候,暗然伤神。
  贺龙木然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的“正式谈话”,使他伤心极了。他没有想到党组织会这样来看待他。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办”,便同李富春匆匆离开了西花厅。
  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除了贺龙夫妇和几个警卫战士之外,看不到什么人。环境清静,没有尘世的喧啸。如果是文人学者来此读书、写作,自是一处佳境,然而,对于我们这位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元帅,让他突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实在使他难以忍受。何况,他身背不白之冤,不知来日之短长、命运之祸福。他怎能安得下心来在此“休息”呢?
  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元帅。敌人的诬蔑,他不在乎;党的误解,他很难承受。他起身穿上鞋,走到院子里,望着周围象要压下来的高山,叹了口气,又走了进来,颓然坐下。他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薛明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的谈话,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的。
  贺龙对她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同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些日子,贺龙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他开始用读书、看报来消磨这难熬的岁月。书,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报纸到给了两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
  当时的中国,已经失控,到处都在夺权。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派别为夺权争斗不休,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抢。机之风蔓延全国。军队也乱了。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成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抡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他地不灵。”
  贺龙读着报纸,心似潮涌,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建国这么多年,大运动经历了好几次,难道还有这么多反革命,还有那么多的组织和干部需要打倒和砸烂吗?”
  晚上.他又拿起一张报纸,抖动着说:“洪湖大搞‘肃反’时,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杀掉的,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这个时期,中国的报纸在报导重大政治活动时,都要刊登出席会议人员长长的名单,这也是一种政治晴雨表。贺龙在百无聊赖中,也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每当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干部名字时,嘴角上会挂着笑意;发现过去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便会自言自语地说:“大概又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他仰天长叹,无法释怀。
  老俩口相濡以沫,在西山共度艰难。这里用水要自己从外面抬。一个下雨天,夫妇俩往屋子里抬水的时候,薛明叮嘱说:“你当心点,地下滑。”
  贺龙笑着说:“不要紧,你也小心点。”
  话刚说完,贺龙脚下一滑,“咕咚”一声,摔在台阶上,水泼了一身,腰也扭伤了。
  贺龙疼痛难忍,顺口说:“腰扭了,能找个热水袋敷一敷多好。”
  “到哪里去找热水袋呀?”薛明感到为难。想着想着,她笑了,对贺龙说:“我来给你做热敷。”
  她能做热敷?用什么做?贺龙感到茫然。
  只见薛明紧搓双手,把手心搞热了,然后,按在贺龙扭伤的地方。
  贺龙感到了一股热流,不知是薛明的手热,还是他自己的心热。心想,真难为她了。他幽默地说:“想不到,薛明的两只手还是个小小的发电厂呢!”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子给他理发、修胡子。她哪里会理发?不过是把头发剪短一点而已;胡子嘛,到修得比较整齐。贺龙用手摸摸头发和胡子,对薛明说:
  “很好。薛明还真行,同北京饭店理得也差不多,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啊呀,你就不要穷开心了。”薛明笑了。
  贺龙望着窗外高耸的青山说:“我币是穷开。O。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这是他的心声,他是不会屈服的。他要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同迫害他的人斗到底!
  在西山的日子里,夫妇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们却在为自己的孩子而耽心。
  贺龙有四个孩子: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贺龙知道,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孩子的。在西花厅住着的时候,他听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抓捕他的孩子。杨德中、杨青成送他们到西山,临走的时候,贺龙拉着杨青成的手说:
  “大老粗,今后我们会见面的。有件事拜托作,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呀!”
  杨青成点了点头。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孩子们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被抓走?到哪里去了?还活在人世吗?贺龙日夜思念,心急如焚,但却闭口不言,从不向薛明提起。薛明是很爱孩子的。贺龙怕触动做母亲的那根最脆弱的神经,增加她的痛苦。她已经被我连累了,不能再让她的心灵受伤害了。感情多么丰富细腻的元帅啊!他不只是一个能征惯战、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老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其实,薛明也在天天思念他的孩子,日夜为孩子的命运煎熬着。她是个母亲啊!她内心的痛苦比贺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她也从不谈起孩子,怕的是引起贺龙的耽心。他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怎么能再把这份痛苦给他加上去呢?薛明曾经瞒着贺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然而,沓如黄鹤,没有答复。从此,她只好把思念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对贺龙说:“老总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贺龙终于憋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对杨德中说:“我的孩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这个父亲保护不了他们,总可以知道他们的下落吧?我想请总理帮助我找找孩子。”
  杨德中说:“老总,我回去就向总理汇报。”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音讯,贺龙十分担心。一天,警卫人员递给他们一封信。谁写来的信?他们到西山来是秘密的,大概除了周恩来,别人都不知道,谁能写信给我呢?贺龙疑惑着。薛明已经打开了信封。
  “是幺女的信!”薛明高兴得叫了起来。
  孩子来信了,这太好了,怎么能送到这边来呢?他明白了,这一定是周恩来派人找到他们的。真要感谢总理啊!
  贺龙推想得没有错。
  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找到了躲在何香凝老人那里避难的贺龙的小女儿贺黎明。
  何老的住室,是中央规定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贺黎明.躲在这里自然比较安全。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贺龙从薛明手上接过信纸,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几遍。
  贺黎明在信上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也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后来,薛明才知道,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之中,打电话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廖家素来尊敬贺龙。经普椿马上找到了正在中南海避难的廖承志。
  廖公一听,立即回答:“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这样,贺鹏飞带着妹妹晓明、黎明住进了廖家,可是,住下以后,他们才知道,廖叔叔处境亦很艰难。他们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了,会给廖叔叔带来更多的麻烦。兄妹三人商定,另觅。藏身之所。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吐心迹,说明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鹏飞兄妹去意甚坚,最后,只得把十六岁的小妹黎明留在了廖府,兄妹两人拿着经普椿给的钱和粮票,藏躲于茫茫人海之中。后来,隐姓埋名到一只海船上做了苦工。
  有一天;廖公获准悄悄回家看望何香凝老人。他把黎明拉到身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
  他又告诉经普椿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这把保护伞。”
  就这样,贺黎明躲在何香凝的居室里,渡过了最险恶的日日夜夜。
  贺黎明这封短短的信,给两位日思夜想的父母,带来了无比欢乐。一连几天,贺龙都十分兴奋,他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一遍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不时地念叨着:“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一天,他突然对薛明说:“我要给幺女、小龙他们写信。”
  薛明理解贺龙的心情,说:“写吧,我来写。”
  “不,我写。”贺龙有生以来从未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这次却要自己动笔了。
  他戴上老花镜,伏案写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一段日子,就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他在给小龙(贺鹏飞)的信中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实,他写的信,只能是做父母的一种自我安慰。这封封充满父爱深情的信,孩子们是一封也收不到的。
  孩子有了着落,现在只等着秋天的到来了。贺龙在盼望着秋天。
  薛明这样描述说:“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他能盼望到什么呢?我的老天爷。
  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企盼着。西山的落叶乔木露出了光秃秃的枝桠,经受着寒霜的侵袭,已经是初冬了,周恩来还没有来接他。日子一天天消失,山下的那条公路依然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影。他失望了,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逼来。
  薛明也一样,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劝贺龙不委再去掀动那窗带了。周恩来不可能派人来接他回去了。
  贺龙呻吟着,沉重地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自己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跟我谈话时的心情了。他说那些话,也是不得已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我们的元帅此时此刻心情十分复杂。他失望、愤懑,感到自己受了某种欺骗,厄运正在逼近,但他理解周恩来,感到周恩来处境之困难和无奈。一下子,他的心情变坏了。
  终于,我们的元帅病倒了。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误症。薛明着急了,提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病情报告,请求给予治疗。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败坏了一些人的灵魂。人道主义——这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什么上面下达的“医疗为专案服务”。这位接诊医生竟说贺龙是“诈病”,在他的病历上写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两行大字。这是什么病案?真是天下奇谈!搜遍天下病人的病历,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医生吗?不,这是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
  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怎能得到良好的医冶?不得已,住了几天,他要求返回了西山。
  薛明见他这么快就回来,痛苦地摇摇头。作为妻子只能强颜欢笑,安慰丈夫。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你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吧!”
  这是在延安时,毛泽东写给王观澜的信,是谈对待疾病的态度的。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贺龙是从医院里抄录来的。他要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疾病和命运作顽强抗争。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L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他激动起来,用手重重地捶着床板。声音一会儿便便噎了。
  薛明怕他血压升高,赶快耐心地规劝他。
  在贺龙住院期间,薛明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情况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汇报说,贺龙来西山后,对自己要求很严,许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每天坚持学习,记笔记、练字,但对许多事情又感到委屈,无法接受,要求与总理谈一谈。贺龙回来后,薛明把信拿出来请他过目。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
  “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元帅无所畏惧,个人命运不值一论,但他却耽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种心境,有谁会知晓?
  从医院回来以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重了。大概在住院期间听到了不少则、道消息”,使他不能平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这一代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啊!启己参与缔造的国家被弄得国不将国,老元帅能不痛心疾首吗?他常常对着报纸愤怒地责骂。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难的权7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舌难啊!’
  元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薛明看见他睡不好,吃不好,情绪波动很大,怕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心中分外焦急,总想弄出个办法来,使贺龙的情绪好一点。
  一天,她对贺龙说:“我们俩个今天开下夫妻会吧!我给你唱支歌。”
  薛明认真地唱起了战争年代常唱的歌。开始,贺龙坐在床上仔细地听着。这歌声,使他回到了遥远的如火如荣的年代。但是,他偶然向窗外一瞥,看见荷枪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哨兵,不知怎的,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马上被破坏了。贺龙把手一挥,说:
  “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这个表演,你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你自己也很清楚的。”
  说完,他苦笑一声,颓然睡下。
  室内一片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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