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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鞠躬尽瘁,晚节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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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林伯渠虽已年逾古稀,体力进一步衰弱,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不避辛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发奋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去广东考察,从化县明星高级农业社的农民和干部向他反映:“上面技术指导太机械;双铧犁太笨,不能下水田;五一犁咀不好;播种太早,秧老了,肥料和劳力不够。”三月初,他又到杭州考察,龙井乡的农民反映,茶叶收购单位压级压价,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林伯渠倾听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一条一条郑重地写在日记上,并及时向有关省、县领导同志,提出注意保护农民利益和改进工作的意见。
  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他又去上海、南京视察了一些工厂,并和地方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于四月十一日回到北京。这时中央正在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林伯渠参加了这一讨论。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但是当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六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致使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
  林伯渠非常重视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应“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①。他强调领导者必须“自觉而正确地以身作则”②。他对反右派斗争也十分关注,曾将北京及全国有关右派人数的统计、比例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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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的笔记本(未刊稿),第2108页。
  ②《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7年6月6日。


  继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也发生了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林伯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对毛泽东在党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轻率地肯定“大跃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是赞成的。在《日记》中曾写道:“结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①在“大跃进”开始时,林伯渠为亿万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所鼓舞,也说过赞扬“大跃进”的过头话。但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不辞劳苦地到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区视察之后,他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如大炼钢铁用劳力过多,运输困难,某省百万人缺粮等等,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②,“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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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5月31日。
  ②③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7月26日,1959年5月1日。


  在“大跃进”的年月,林伯渠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统战工作仍非常重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就曾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庆祝活动。与他同去前往祝贺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以及各省市的代表。林伯渠一行二十二日抵达银川时,在车站受到了各族群众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二十五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林伯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回族人民和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共同的喜事。”接着,他深刻地论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回族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政策的巨大优越性。由于在各地回民聚居的地方依据聚居地方的大小分别建立了大小不同的回族自治地方,不但保障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而且迅速消除了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毫无疑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一定会鼓舞起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更大的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的事业上作出更大的成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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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宁夏日报》,1958年10月26日。

  在银川短短的几天里,林伯渠参观了一些工厂和村庄,他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到农民家里作客,把党的关怀和温暖,带给了宁夏人民。他顾及地方上的困难,指示秘书等人,不许随便要汽车。开会时,要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坐大汽车去。晚上参加庆祝活动,他要求将代表团的坐票前后搭配,以便代表们分散到群众中去,扩大接触面,了解更多的情况。当地的办事人员特意加工了一些质量上乘的毛毯,赠给每位代表一条,林伯渠获知后,指出这是违反党纪、政纪的,结果全部退回。这些看来似乎是些“小事”,却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优良作风,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银川回到北京后,十一月十二日,林伯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纪念仪式。他曾二十年赞襄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对孙先生始终非常崇敬,每逢先生诞辰,总要与老同志、老朋友一起缅怀孙先生的革命事迹。这次在碧云寺参加纪念仪式后,他与何香凝、李济深等诸老回忆和交谈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时,有人谈到这样一件事:香港《晶报》报道,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儿子从一老友家中,发现了三十年前由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三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上有于右任的题诗,便携回家中。于右任见后,发现诗中漏落一字,随即挥毫补上。他在欣赏诗画之余,追怀往事,感慨万千,遂再题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诗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①
  林伯渠对于右任怀念大陆和旧友的心思,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先生诗的后面两句,未免过于没落伤感,当即步于诗原韵,口占一首,并挥笔亲书:
  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
  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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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
  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5员。


  这首诗,表达了林伯渠希冀云散在台湾或者异域的旧友们,能够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结在枝繁叶茂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希望。
  “大跃进”造成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很快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开始纠正当时已觉察的某些“左”的作法。次年六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以及整个工业生产问题,通过认真分析原材料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把钢的生产指标由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林伯渠对这一决定极表赞同,他主张根据客观条件确定生产指标,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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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记》(末刊稿),1959年6月8日。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林伯渠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初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林伯渠在发言提纲中,虽然在全局上和路线上,仍然是肯定“大跃进”的,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的不足”,问题在于:“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有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关于经验教训,他提出两条,一是“应该掌握客观规律”,二是“全面执行党的政策”。他明确指出:“过去成功了的革命,经过多少周折!现在向自然开火,已遇到和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因此,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在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林伯渠心事浩茫,写了不少充满哲理、寓意深刻的诗句。七月十二日是星期天,会议休息,他夜不能寐,经反复思考,于次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云:
  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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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7页。

  “空中蝴蝶迷茫梦”一句用了《庄子》庄周梦为蝴蝶的典故,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现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大计熟筹问耦耕”是指决定国家大计,应当多多听取群众意见。他强调客观规律是不可忽视的,对“大跃进”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归根到底,只能由人民群众作结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反党集团。林伯渠在八届八中全会小组会的发言中,也讲了一些违心之言,说了错话。但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把发言记录改了又改,涂了又涂,最后还是决定将发言记录稿压下,不登简报。
  庐山会议的日程排得很满,会议时间很长,许多年轻的同志都感到非常疲劳,有些吃不消。林伯渠虽然坚持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身体很虚弱,下山就病了,发高烧。中央原定八月中旬由他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因此不得不推迟至下旬。他在京稍事休息治疗后,就投入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临行前,林伯渠身体并未痊愈,但他坚持出访,并一再说不能再次延期。
  八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后,与周恩来总理同行回家。他同周恩来谈起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事,并询问有什么指示。周恩来亲切地说:“那里,那里!林老,你是党的一位老同志,我还有什么指示呢?按照党的对外政策做就是了。”二十五日晚,因林老一再请示,周总理准备找他谈一谈,并亲自打电话问林老是否在家,休息了没有?秘书把总理要来的事报告了他,他考虑总理太忙,着急地说,不能让总理到我这里来,我到他那里去。这时已经是晚十点半了,他立刻起身前往,到总理办公室与总理进一步商谈了访问事宜。
  二十六日午前,林伯渠召集代表团成员会议,晚八时后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曾德、代理部长会议主席莫洛姆扎木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贾尔卡赛汗等党政负责同志在车站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会。在访问期间,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和曾德、莫洛姆扎木茨等党政负责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同志,并同林伯渠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林伯渠在乌兰巴托参观了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博物馆,并到工厂、少年宫、商店和农村参观。代表团受到了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只要在街头一出现,蒙古的男女老少都热情地向中国同志挥手致意。林伯渠在乌兰巴托中蒙人民友谊集会上,在大呼拉尔欢迎宴会上,在将巴彦朝克特农牧业合作社命名为蒙中友谊社的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他赞扬中蒙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祝愿中蒙友谊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九月二日午后七时,大人民呼拉尔举行欢送宴会,桑布主席亲自主持仪式,向林伯渠赠送蒙古民族服装、弓、矢、马头琴等礼物。九月三日,林伯渠满载蒙古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这次出访的情况。
  自从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的劳累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忧虑,林老明显地消瘦和衰老了。一九六○年一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钢产量的高指标,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更加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局面。会议结束后,他去广州休养治疗。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回答“大跃进”以来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林老抓紧了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深刻思考。三月初在杭州时,江华和霍士廉来访,林老同他们讨论了工业建设缺煤、缺电和缺设备的情况,研究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直到四月中旬,他还在继续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三月下旬,林老回到北京后,出席了人大常委扩大会议和人大二届二次大会。四月八日以后的十来天,参加了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的全过程。他紧张地工作,没能好好休息,患了感冒,可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导致病情加重。五月,林老病危。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塞,他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临行前,一再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还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政治局开会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给我,该交办的事情就办。在住院期间,他对前去探望的人说:我再住一、两天就回去工作。
  林老一生爱读诗,爱写诗。五月六日住进北京医院的第一天,就写了《题北京医院三三一病室壁画》一诗,诗云:
  清新壁画活生生,猫蝶同春是象征。
  赢得年华归大有,好用火箭取长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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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27页。

  “猫蝶”谐音是“耄耋”,象征着人的长寿。林老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着热情和希望,他渴望赢得更多的年华为人民多做工作。
  五月二十五日,林老写下了他数十年来最后一页日记。他病情严重恶化,已经没有气力再写下去了。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四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党和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林伯渠同志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四岁。
  林老的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陷入了悲痛之中。
  数以万计的首都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地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默默地从林老的遗像前走过,表示深切悼念。在银川,市农具机械厂老工人李金山的眼里满含着泪水,他忘不了林老在看了他的操作后,一把握住他那沾满油污的手,亲切地鼓励他搞好生产的情景。在邯郸,东风剧团的一群小演员放声痛哭。他们曾几次到林老家里作客,忘不了林老要他们学习向秀丽、刘文学,学好业务和文化,继承革命事业的教诲。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纷纷打来唁电,沉痛悼念林伯渠同志。
  林老是延安“五老”之一,徐老、吴老、董老、谢老都为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万分。五月三十日,董必武在大同准备游云岗石窟,噩耗传来,当即返京,在车中悲痛地吟咏道:
  大同闻耗若惊雷,星殒长空剧可哀。
  五老以君为最少,百年何事早相催。
  吴玉章和谢觉哉也都写了悼诗。徐特立抄录了他十五年前贺林老六十寿辰的诗篇以志哀感。
  六月一日中午,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归来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不顾旅途劳累,由首都机场径来劳动人民文化宫,向林老遗像致哀,并参加守灵。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发来电报表示吊唁。
  六月二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敬献了花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他说:“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同志,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粉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斗争的那些最艰苦的年月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安危,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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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民日报》,1960年6月3日。

  林伯渠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和崇高品质教育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他为中国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将永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怀念,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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