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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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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十、平南守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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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 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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