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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

二亿万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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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宁街万里之外,在孟加拉湾上游恒河三角洲的一个农村里,一位老者躺在一家农户茅屋的土地上。此时正值中午时分,每天这个时辰,人们递给他一个热水袋,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腹部,然后把另一个小水袋放置在光秃秃的脑门上。他安详地躺在那里,好似一件极易碰碎、毫无价值的物品。然而这位七十七岁干瘪老人,竭尽全力,致力于推翻大英帝国的统治。正是由于他的斗争,英国首相一筹莫展,刚刚决定派遣维多利亚女皇的重孙前往新德里,寻求结束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解决办法。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的一位性情温柔的先知,一位风格迥异的革命者。在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付擦拭得明亮照人的钢边眼镜和他进餐时使用的假牙。他身材矮小,体重仅五十二公斤,手臂和下肢与上身相比,显得过分修长,两只硕大耳朵微微向两边翘着,扁平的鼻梁下,一缕灰白色的髭须稀稀疏疏。这一切不由使人想起,他酷似一只衰老的涉水鸟。他相貌不扬,但他那无穷尽的幽默感,丰富的表情和富有活力的狡黠目光,使其面部焕发出特异的魅力。
  当世界横遭暴力蹂躏之时,甘地建议人们走另一条道路,即非暴力主义。他宣传非暴力学说,终于发动了印度人民大众,奋起将英国驱赶出印度半岛。由于他的努力,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取代了枪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弹的爆炸声。在欧洲大陆,正当政客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独裁者们声嘶力竭地鼓噪一时,甘地却静悄悄地唤起地球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他招贤纳士,既不求助于权势,也不乞灵于钱财的诱惑力,而是以下述教诲号召他们:“愿意追随我的人们,你们必须准备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制食欲,清理厕所。”他建议同伙们身穿用手纺制的土布衣服,作为这支大军的军服。颜色浅淡的土布衣服,牢固地将印度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正象褐色的军服把欧洲独裁者的军队联系在一起一样。
  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甘地采用简单易行的办法。他手写书信,与人来往,尤其是经常发表演说。不时地对其信徒、对参加祈祷会的善男信女和国民大会党的会议发表演讲。他不使用任何演说技巧去影响广大听众,使他们屈从于鼓动家和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个人意志。然而他的声音传遍缺乏现代通讯工具大陆的各个角落。甘地演讲时手势简单朴实,整个印度的心灵在倾听他。他进行斗争的方式新颖奇特,无与伦比。在饥馑数百年不断肆虐的国家里,他最有效的斗争策略是拒绝进食,不时地公开进行绝食。他以水和苏打水为武器,迫使英国走投无路,屈服就范。
  鉴于甘地的所作所为,神秘莫测的印度,将这位孱弱矮小老人奉为智慧的“玛哈德玛”,即伟大的灵魂,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信徒们把他奉若神明。毋庸置疑,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对于被他驱赶出印度的英国人来说,甘地只不过是位斫轮老手政客,一位欺世盗名的救世主,其非暴力游说活动往往以暴力事件结束。即将被蒙巴顿取代的现任副王韦维尔元帅认为,甘地是位“施展巫术的老政客……一位城府甚深、执拗不驯、暴戾恣睢、诡计多端的老政客,一位缺乏真正圣洁之心的老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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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人的尊称。

  和甘地进行谈判的英国人,很少人能够理解他,对他产生好感的英国人更是屈指可数。不难理解,他们和这位瘦小老人打交道时所处的尴尬局面是可以想象到的。甘地集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和离奇古怪的观念于一身,有时甚至不惜中断严肃的政治讨论,而滔滔不绝地给你论述禁欲的好处,或者谈论引起便秘的原因。
  人们经常这样说,甘地在哪里出现,那里即成为印度的首都。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这一天,这一殊荣降临至孟加拉邦的斯里拉姆普尔村庄。这天,圣雄躺在地上,对整个印度大陆施展影响,他既不使用无线电广播,也不求助于电话,然而电话局或电报局距他仅五十公里之遥。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地处诺阿卡利县境内。全境交通不便,沼泽地里小岛星罗棋布,分散在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地带。在面积仅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二百五十万人口,其中穆斯林占百分之八十。他们居住拥挤,房舍破旧。各村庄之间,河流纵横,沟塘密布。如果要去另一村庄,你须乘小船或水牛拉纤的渡船,或者穿过摇摇欲坠的竹吊桥。桥下,河水混浊,水面常常漂浮一层风信子草。
  元旦这天,甘地本来应该比往日更加喜悦。三十多年来,他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即将实现了吗?正当战斗的胜利曙光出现之时,他却深深感到失望。失望的因由显而易见,在斯里拉姆普尔地区随处可见。该村的名字有幸在电文里多次出现,那里岌岌可危的局势敦促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断然采取决定。诺阿卡利县的穆斯林获悉加尔各答的穆斯林残遭屠戮的消息后,个个怫然作色,怒火中烧,在其狂热首领们的怂恿下,他们袭击同村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教徒,烧杀掠夺,强奸妇女,逼迫他们吃神牛肉。在斯里拉姆普尔村,半数茅屋被夷为平地,甚至甘地居住的那间房屋也部分被烈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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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徒将牛视为神圣之物,他们严禁宰杀,不食用牛肉。

  当时,这些暴力事件仅仅局限在个别地区,但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可能波及整个次大陆。加尔各答骚乱发生后不久,比哈尔省也爆发了同类事件。这些暴力事件规模巨大,致使英国首相局促不安,决定紧急派遣蒙巴顿前往新德里。
  这就是甘地在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出现的原因。正当他的同胞们即将摆脱桎梏,获得新生之时,他们却在那里狂暴地同室操戈,老人为此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他们曾经追随过他,但他们不理解指导他的行动的根本学说。甘地笃信非暴力主义。世界刚刚经历的大屠杀,游荡在世界各地的原子弹破坏的幽灵,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非暴力能够拯救人类。他急切地期望,一个新生的印度能为亚洲和整个地球指明一条拯救人类的非暴力道路。但是,如果他的人民摈弃他领导他们走向自由之路时所遵循的原则,那么他还能有何冀求和希望呢?这只能是一场悲剧,独立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新年伊始,印度分裂的阴影同样使甘地心中悲戚。他忿懑异常,竭力反对分治可爱的国家。印度穆斯林首领们要求分治,同时不少英国人也打算表示同意。甘地认为,印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块经纬交错的东方地毯不可分割一样。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印度被瓜分,其核心必将破坏殆尽;同样,如果地毯被割裂,其美丽协调的图案必将紊乱失色。
  第一次宗教仇杀事件,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派别之间的鸿沟,甘地忧心忡忡地大声疾呼:“黑夜茫茫,我看不到一线光明。五十年来我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和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我所赋予的意义。”
  为了觅求新的信念,寻找医治疾病的处方,遏止病魔蔓延吞噬整个印度,甘地来到了洗劫后的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几天来,他走街串巷,发表演说,祈求神灵,默祷“心灵之光”。每当他遇到危机时,“心灵之光”往往给他指明方向。
  一月一日晚上,甘地召集信徒们开会。他的“心灵之光”终于给他带来了教诲。过去,印度的圣徒们赤着双脚,云游四方,前往圣地祈求神明;现在甘地来到伤痕累累的比哈尔县,前往各村进行游说。七个星期内,他将光着脚丫,苦行游说,前后行程一百八十五公里,走访四十七个村庄。他作为一个印度教徒,置身于余怒未息的穆斯林当中,走村串镇,挨家挨户地访问,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安抚人心,恢复平静。
  他大声疾呼道:让那些政治家们在新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的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中去寻找。“这是我最近的深刻体会”。在鲜血和怨恨毁坏的村子里,如果甘地能够“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那么它们的影响将会振奋整个国家。他期望在比哈尔县再次高高举起非暴力火炬,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清除分裂印度的幽灵。
  在这次巡视游说中,甘地祈求神灵时刻伴随着他。只有四个门徒陪同左右,所有的人均靠村民们的施舍度日。年仅十九岁的侄孙女摩奴,对甘地忠诚不渝,在他旅行用的小包袱内装上铅笔、纸张、针线、陶瓷碗、木匙,此外,还有纺车和一尊甘地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的象牙小雕象。雕象表现三只小猴,一只双手掩耳,另一只双手盖眼,第三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另一只棉布口袋内装上《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集四本书,表明这位奇特调和使者的折衷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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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经典之一,约二三世纪成书,作者不详。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第六篇“毗湿度”。它是综合性的哲学诗,主要摄取数论、瑜珈、吠檀多三派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宣扬通过修炼瑜珈,便个体灵魂“我”和宇宙灵魂“梵”相结合,达到脱离生死轮回的最高境界——涅槃。
  ④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二百余节,分“麦加篇章”和“麦地那篇章”两大部分。


  太阳升起时刻,甘地率领一帮人马,登上游说的征途。斯里拉姆普尔的村民们赶到村头送行,望着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远远离去。他手持竹杖,弯腰驼背,前去寻找幻灭的梦想。甘地走上崎岖的小径时,嘴里哼起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的诗词。这是他喜欢的诗歌之一。甘地走远了,他那细弱的声音仍然萦绕在村民的耳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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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年),印度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一九一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你走下去吧,独自一人走下去吧。”

         ※        ※         ※

  甘地希望以孤独苦行游说活动制止种族和教派之间的血腥屠杀,加上连年不断的饥馑,构成印度社会可怕的巨大灾难。印度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颂扬一场恐怖的国内战争。公元前二五○○年前,战争在距今日德里城不远的库鲁克谢特拉爆发。来自伊朗的雅利安部落的文化,与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的文化急剧地结合在一起,随即产生了印度教。雅利安人为印度带来了吠陀经典,后经印度圣贤提炼丰富,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的核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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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印度教经典之一。主要写班度、俱卢两族争夺王位,反映印度奴隶社会生活,并涉及当时科学、宗教和法律问题。
  ⑦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约公元前二千至公元前一千年成书,是印度文学最早的产品。全书用古梵文写成,主要是对神的赞歌、祭词、咒词等。最古老的吠陀本集有四部:《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婆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较晚,它是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率部敲开开伯尔山口的大门,长驱直入一望无际的印度河——恒河大平原后才出现的。三百年来,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皇帝,以其固若金汤的统治,无情地占领着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传布主宰一切、大慈大悲真主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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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木儿(一三三六——一四○五年),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兴起于撒马尔罕。十四世纪末征服波斯、伊拉克、俄罗斯、印度等国。一四○五年(明永乐三年)东侵中国,途中病死。

  印度躯体上,这两支从异地移植而来的宗教,建立在对上帝不同观念的基础上。伊斯兰教顺服于人和明确的经文,即贵圣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印度教虽然属于启示宗教,但它既无原教创始人,也无教义、礼拜仪式和教堂。伊斯兰教认为,造物主与受造之物相脱离,它安排并支配其一切创造之物;印度教徒则认为,造物主与受造之物合二为一,上帝不是人,他的存在与其无穷尽的启示紧密连在一起。
  印度教徒认为,上帝以纷繁复杂的形式,永恒地、无所不在地存在于万物之中。上帝即植物、动物、烈火、雷雨、男性生殖器、昆虫、宇宙和星体。上帝即是疯狂的同时又是有理智的人。无明是印度教唯一的缺陷,即“目睹”不到上帝明显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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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文Avidya的意译,亦名“痴”、“愚痴”。佛教名词,泛指无知、愚昧,特指不懂佛教道理的世俗认识。

  与此相反,穆斯林认为,真主是遥远、永恒的唯一真神,古兰经禁止以任何形式象征真主。清真寺内,建筑物朴实无华,唯一一的装饰品是抽象的彩绘图案,或者冗长、连续重复出现的真主的九十九个名字。印度教庙则与此截然相反。寺内建筑宏丽轩昂,各种神象林立其间,它们有的颈上盘绕巨蛇,有的伸出六只巨臂,有的人身象头,其中还有调皮可爱的小猴、年轻的童女以及色情塑像。穆斯林每周集体祈祷一次。入寺礼拜者,面向麦加,双腿下跪,口中一起唱诵古兰经经文。印度教徒则单独祈祷,在浩如烟海的三百万个神中,选择自己崇拜的偶像,以代表唯一的上帝。印度教错综复杂,唯有少数圣贤经过悉心研究,才能弄懂其中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印度教的基本原则在于以三相神⑩的威力,解释宇宙间的各种奥秘。三相神即创造之神梵天⑾毁灭之神湿婆⑿和护持之神毗湿奴⒀,它们代表宇宙间的各种力量,使世界万物发展平衡,繁衍不断。此外还有众多的其他神,诸如季节神、天气神、丰收神、疾病神。其中天花女神尤其受到顶礼膜拜,人们每年为她举行一次盛大节日,庆祝活动酷似犹太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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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三相神(梵文Trimurti)源于吠陀时期,是互相关联而各具一相的三相神,主要指印度教信奉的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认为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
  ⑾梵文Brahma的意译,音译“婆罗贺摩”。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之神,被认为是世界万物(包括神、人)的创造者。通常坐在莲花座上。佛教产生后,被吸收为护法神,为释迦牟尼的右胁侍,手持白拂。
  ⑿湿婆(梵文Siva)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苦行之神、舞蹈之神。据说他能降妖伏魔,摧毁一切。印度教认为“毁灭”有再生的意思,故表示生殖能力的男性生殖器“林伽”被认为是他的象征。据称,他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苦行,还善于跳舞,因而又被称为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
  ⒀梵文Visnu的音译,意译“遍入天”。与梵天、湿婆并称为婆罗门教的三大神。他皮肤深蓝,有四只手,分别拿着法螺、轮宝、仙杖和莲花,躺在巨蛇身上。他不仅有保护能力,且能创造和降魔。


  但是,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同观念。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⒁,在他们之间筑起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据吠陀经记载,种姓制度渊源于创造之神梵天时代。据传,婆罗门是从梵天的口腔里出生,居于第一种姓;其次是武士刹帝利,出生自梵天的手臂;商人吠舍从梵天的髋部出生;手工业者首陀罗从梵天的脚下生出。最低层是无种姓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可接触者”阶层,他们出生自地下。然而上述种姓隔离,远远没有吠陀经所主张的那样严格。雅利安化的统治阶级,利用种姓隔离制度,企图千秋万代地维护其对土著黑色皮肤居民的奴役统治。据说,梵文“种姓”一词,也包括“颜色”涵义。因而,印度贱民的黑色皮肤,具体地揭示了种族制度的真正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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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⒁种姓是印度教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印度数社会中,人被分为婆罗门(僧侣和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劳动者)四大种姓。婆罗门是第一种姓,自认为是印度社会的“最高种姓”。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或叫贱民,被认为是不洁的、有罪的人。他们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不能在大路上行走。各种姓都有传统的职业、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

  五大奇特种姓,犹如人体上的癌瘤细胞,然后再分裂为近三千个小种姓,其中婆罗门竟占一千八百八十六个。各个不同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种姓,从而将整个印度社会分割成不可胜数的行会组织。各行会之间互不往来,其成员必须在种姓内部生活终身,永世不得逃脱。行会组织原则明确严峻,比如铁器商与马口铁器具商,均不能属于同一小种姓。
  印度教的第二个基本概念是,人生有轮回之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与种姓制度有一定联系。印度教徒认为,人体只不过是灵魂的暂时躯壳。在通向涅槃的长河中,躯体之生命,仅仅是灵魂的无数化身之一。这一过程重复不断,周而复始,犹如宇宙空间一样;人在“生死”⒂阶段所作善恶,名曰“业”⒃;它决定灵魂在转世时刻,是否升入或者下降到某个种姓。统治阶级利用这种精神制裁,得以维护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中世纪,基督教堂安抚奴隶们说,你们要忍受命运的摆布;来世会得到永远不死的真正永恒生命。同样,印度教鼓励贫苦大众,说服他们听从命运的安排,只有忍耐,他们在轮回中才能享有美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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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⒂佛教名词。泛指人的一生。特指人因有“烦恼和各种思想行为,特别是世俗欲望和分别是非之观念”,因而处于“生死”。
  ⒃梵文Karma的意译,音译“羯磨”。佛教名词。意为造作,泛指一切身心活动。分类很多,一般分三业:身业(行动)、语业(也称口业、言业)、意业(思想活动)。


  穆斯林谴责种姓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伊斯兰教热情、宽仁、慷慨,吸引着成百万其他教徒。显而易见,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的地位迅速得到恢复,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然而过去人们允诺说,他们必须等待遥远的转世,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
  十八世纪初叶,莫卧儿王朝衰败崩溃后,一场复兴印度教运动在印度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从而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起不断的流血冲突。尔后,英国人来到了印度,建立了英国式和平,暂时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然而两大教派仍然互不信任,满腹疑惧。印度教徒不会忘记,绝大多数穆斯林是不可接触者的后嗣,他们改换门庭,皈依伊斯兰教,以期逃脱原来的厄运。印度教徒拒绝同任何穆斯林一起进餐,在他们看来,和穆斯林在一起会玷污他们的声誉。如果一位婆罗门和穆斯林的身体接触,那么他必须多次参加洗手净身礼。
  在甘地巡视过的诺阿卡利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居住在一起,同样,在印度北部地区、比哈尔省、联合省和劳遮普省,他们混杂居住在成千上万个村落里。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他们之间尚能相互往来,甚至互借工具,参加双方组织的节日活动,那么他们的关系仅仅如此而已。两大教派之间互不通婚。他们分别居住在各自的街区。通常一条大路或者一条小径作为中心线,把两大教派分隔开来。穆斯林居住在边界的一边,印度教徒居住在另一边。他们各自在自己教派的井内汲水,印度教徒宁愿活活渴死,但决不能到近在咫尺的穆斯林井内打水。村子里有学问的人用印地语教授印度教徒的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清真寺的教长们则用乌尔都语教育年轻的穆斯林。至于用野草或牛尿配制的祖传药丸,即使治疗同样的疾病,它们的创作秘方和用药剂量也大不相同。
  除上述社会和宗教方面的不同情况外,经济上的不平等严重地分裂两大致派。印度教徒反应敏捷,比穆斯林较快地认识到英国教育和西方思想为印度带来的利益。从社会阶级上看问题,尽管英国人感到更接近穆斯林,但是印度教徒能使英国行政机构的各个环节正常地运转起来。印度教徒很快成为金融家、商人和董事长。他们和古波斯崇拜圣火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袄教徒⒄一起,一手垄断印度的保险、银行、证券交易和新兴工业部门。在全国城镇,他们发展成为商界的统治阶层。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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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⒄印度一教派,亦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这教在本土逐渐衰落,后传入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发展。

  穆斯林大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是莫卧儿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或者是世袭大地主,或者投身军界。至于众多的穆斯林市井细民,鉴于印度社会的结构状况,他们极难摆脱昔日贱民的悲惨境遇,尽管他们归依伊斯兰教。在广阔的农衬里,他们再次沦为无地农民,世世代代遭受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大地主的盘剥,在城镇里,他们往往从事小手工业劳动,受到印度商人的奴役。
  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加深两大教派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鸿沟,使得他们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相互杀戮事件,正象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刚刚爆发的流血冲突事件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爆起熊熊烈焰。各个教派拥有传统的挑衅手段。对印度教徒来说,音乐是他们挑起冲突的绝好武器。星期五清真寺前,一场吹吹打打、鼓乐齐鸣、亵渎神明的音乐会,顿时打断穆斯林邻居的祈祷活动,使他们勃然大怒;对于穆斯林来说,一头瘦骨嶙峋的牲畜足以挑起一场冲突。在印度各城市和农村,被视若圣物的“神牛”,经常怡然自得地漫步街头,受到印度教徒的顶礼膜拜。
  在印度,对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雅利安人部落向次大陆迁徒途中,将自己的命运与牛群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过去,古代犹地亚⒅的犹太教教士禁止犹太人食用猪肉,以防止传染毛线虫病,同样,古印度的圣贤们将牛奉若神明,使得人民赖以生存的牛群免遭任人宰割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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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⒅巴勒斯坦中部山区,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古遗址闻名。

  一九四七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这个数字当时居世界之首,相当于法国本土人口的五倍。在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升,其他四五于万头用于拖拉车辆或耕犁土地。所剩一亿余头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为了勉强地生存下去,人们本来应当把这些牲畜送到屠宰场去。然而封建迷信思想是那样根深蒂固,致使印度教徒认为,屠宰一头牛被视为大逆不道,好象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个事业。
  面对这种狂热崇拜,穆斯林感到极度厌恶。他们把牛赶往屠宰场时,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几百年来,这种挑衅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流血冲突事件,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人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甚至不惜利用两大教派的矛盾,最后终于在他们之间保持住微弱的平衡。起初,一小撮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献身于为印度独立而斗争的事业。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置种族和宗教偏见于不顾,肩并肩地一起进行斗争。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正是甘地破坏了这一亲密无间的团结。
  在宗教影响无孔不入的印度,自由之战不可避免地带有圣战色彩。甘地仁慈,待人宽厚。在领导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他努力联合穆斯林,然而人们首先把他视为一位印度教圣徒。因而他所发起的独立运动必然披上一层印度教色彩,不久便使穆斯林疑窦丛生。后来,随着敌手不断在地方政权中霸占他们应占有的职位,穆斯林对印度教徒愈发猜忌。穆斯林惴惴不安地意识到,一旦印度获得独立,他们持再次身陷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祖先莫卧儿人征服的国度里,他们将沦为手无寸铁的少数民族。唯有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穆斯林才有可能逃脱如此悲惨的命运。
  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在英国剑桥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行年四十岁。阿里认为,把印度视为一个国家的主张纯属“荒诞不经的骗局”。他在文件中写道:“我们决不会把自己钉死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十字架上。”阿里呼吁,必须统一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北地区诸省,如旁遮普、克什米尔、信德、西北边省和俾路支。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作“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
  穆斯林联盟的民族主义领袖们一致通过拉赫马特·阿里的建议,广大印度穆斯林群众为之情绪振奋,渐渐沉湎于对未来新兴国家的遐想之中。国大党的印度教徒领导人推行沙文主义,顽固拒绝对其穆斯林敌手作出任何政治让步,从而促使阿里方案进一步发展。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即甘地动身进行苦行游说活动五个月前,一场规模空前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爆发。事情发生在加尔各答。该城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都市,仅仅次于伦敦,它以其残忍和暴力事件闻名于世。在加尔各答城,犯罪活动由来已久,英语字典的“Thug”一词来源于此,意即扼死人者。它是一个宗教团体的名字,该组织成员身带手帕,四角缝制印度教毁灭女神的头像,他们首先用手帕将受害者勒死,然后搜遍全身,掠走钱财。据传,贫民窟中的不可接触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是世界上穷人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杂居一起,拥挤不堪。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凌晨,一大群穆斯林狂热分子,挥舞着棍棒、铁棍、铁铲,发出骇人的咆哮声,纷纷涌出肮脏阴暗的茅屋。这是对穆斯林联盟号召的响应。穆盟在此以前宣布,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为“直接行动日”,以此向英国人和印度教徒表明,穆斯林准备“只身赢得巴基斯坦,如果局势需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们无情地屠杀印度教徒,把尸体扔进排水沟里。警察被突如其来的局势弄得惊慌失措,迟迟不敢进行干预。片刻功夫,印度教徒的商店付之一炬,浓密的黑色烟柱在加尔各答上空升起。数小时后,印度教徒涌上街头,到处杀戮穆斯林。加尔各答在其骚乱事件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野蛮的二十四小时大屠杀。加尔各答城内,残缺不全的尸体遍地狼籍,横七竖八,流经城市的胡格利河上,几十具尸体膨胀得犹如装满水的羊皮袋,顺着流水向前漂移。手无寸铁的弱者,往往到处倍受欺凌。在一个十字街头,数名苦力活活被人打死,躺在他们的人力车把中间。大劫之后的加尔各答城,成为秃鹫经常出没的地方。它们成群结伴,飞来飞去,不时俯冲下去贪婪地撕吞着六千具尸体。
  加尔各答大屠杀后,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印度教徒随之在附近的比哈尔省掀起了残酷的复仇行动。加尔各答事件改变了印度历史发展的进程。穆斯林多年前曾经预言,如果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遭到拒绝,印度必将被一场灭顶之灾所吞没。从此以后,他们的威胁已变成可怕的现实。促使甘地奔波于诺阿卡利县沼泽地带的内战阴影,笼罩着天际上空。
  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当前出现的情景,为他提供了分裂印度,赢得巴基斯坦的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二十五年来,这位神情冷漠、才华横溢的穆斯林律师,始终是甘地的劲敌。他就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正是他,而不是甘地掌握着印度前途的命运。当维多利亚女皇的曾孙抵达印度时,他不可避免地将和这位神态严峻、性格倔强的穆斯林弥赛亚⒆交锋对阵。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孟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告诫其支持者说,必须从加尔各答屠杀事件中吸取教训。他宣布说,如果印度教徒准备挑起内战,印度的穆斯林“将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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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⒆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世主。

  真纳双唇紧闭,脸上浮起一丝蔑视的微笑,然后大声地向印度教徒和英国人挑战说:“要么我们挑起印度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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