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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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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海陆丰,与“彭菩萨”结下深情。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红四师在紫金县境休整数日,奉东江特委的命令,于1928年元旦过后,开抵海丰县城。
  海丰,是广州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县。它南临南海,北依莲花山。县城不大,名声大;人口不多,英雄事迹多。远在南宋末年反元斗争中,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率兵在海丰征战过。后人在城郊五坡岭立起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表忠祠”。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海丰的农民领袖黄镜恭发动农民起来呼应,并一举攻占海丰城。辛亥革命后,海丰又成了彭湃新农民领袖的革命圣地。
  这里,是农民称为“彭菩萨”——彭湃的故乡,彭湃领导创建了红色政权,开创了名震中国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里,又是徐向前征战过的地方。1925年春,徐向前参加东征,随黄浦军校到海丰,参加过海丰农民3月3日举行的三万多人的欢迎大会。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的大会上,周恩来、彭湃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那时,徐向前没想到,三年之后,他会领兵再返海丰城,会成为彭湃的部下和战友。
  新年伊始,海丰人本不过“阳历年”的,这一年例外。元月5日天不亮,四乡的农民举着红旗,吹吹打打,涌进海丰城的红场。红四师的部队,武装整齐、精神焕发,高唱着军歌,步入红场。人山人海,红旗蔽日的欢乐场面,使徐向前和战士们的心情豁然开朗。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第一次使他开笑脸的县城是紫金县,这里比紫金县更火红。失败的情绪,从战士们心底消失了。
  欢庆大会,一是欢迎红四师到东江,二是庆祝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满怀激情,记述了初到东江和海丰的盛会:
  “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
  ‘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火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脚上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
  他的声音宏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①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

  海丰城,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彭湃出生在县城东郊桥东社一个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他不满五岁,就被送进海丰城七圣宫读私塾,六岁进林祖祠小学读书,十三岁升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几乎都是在海丰城度过的。
  1921年5月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长,便辞去局长的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从此,农民称他“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的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他的名声,传遍东江地区。普宁县的老百姓听说彭湃到了,几千男女老少跑去迎接,农民把他当“菩萨”,又把他当“皇帝”一样称他“万岁”。一次开大会,妇女、娃娃高呼着:“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①    ①《彭湃传》1986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他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群众中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和他写的诗歌。他曾写过这样一首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诗歌:
  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
  有足不行,终日静坐,受人奉迎。
  奉迎无益,不如打平,铲个干净。
  人群进步,社会文明。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是前敌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和起义军一部分一直走到汕头、东江地区。大部队失败以后,他经香港又转向海陆丰,组织武装斗争。广州起义爆发后,他率领海陆丰革命武装(即广州起义后命令的工农红军第二军)正向广州进发,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率军又返回海丰县。
  红四师来到海丰地区,彭湃那些天特别高兴。他特请师长叶镛、师党代表袁裕、参谋长徐向前、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等领导人一起吃茶,共叙友情。在海丰,徐向前还见到了彭湃原配夫人蔡素屏——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那天中午,一群妇女慰问队,来到红四师师部。领头一位瘦小的女干部,就是蔡素屏。她落落大方,热情微笑,向徐向前等人敬擂茶。她的普通话虽然不太好,但听得出,她一再说的是:海丰人和广大妇女,从心里欢迎红军;人民解放、妇女解放要有武装。话不多,给徐向前的印象:她是一位新女性。其实,蔡素屏是彭湃一手培养成长的女强人。她是海丰鹿境乡人,16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彭湃。她虽然长相俊秀,聪明伶俐,却不曾读过书。彭湃开始很不满意这门婚事,打算“一走了之”。但他又觉得这样会害了此女一生。最后下决心与她相爱,教她读书写字,叫她放开小脚,扔掉绣花鞋,走上革命路。
  她终于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海丰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蔡素屏1928年6月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刑场上她向乡亲说:“只要农会万岁,我甘愿受罪。”
  红四师来到海丰,每天都生活在温暖、欢乐的气氛中。徐向前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参谋长的职务,使他大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本来他只管军事行政事务,由于刚从10团党代表改任不久,总还习惯管一些党务、政治方面的工作。这时在几位师领导干部中,又显露出一些不团结的苗头。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党委书记唐澍和徐向前都来自黄埔军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荣经历,又都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难免闹些意见。从花县一路而来,因为行军打仗,有些矛盾暂时压下了,如今来到海丰,环境平稳,几件小事掀起风波。徐向前是新提升的,又惯于忍让,凡事不往心上去,谁和他过不去,他忍忍,笑笑就过去了;谁看不起他,他“甘拜下风”。他不说长论短,埋头实干,一心放在部队工作上。所以他没被卷进闹不团结的风波中。在彭湃参加的党员大会上,徐向前有几句发言,说得与会同志称赞。徐向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都是同志,同志就要志同道合。大家应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做不到这些,遇事也要相互忍忍。现在敌人追打我们,团结是武器,我们只有团结对敌,才能战胜敌人!”
  彭湃说:“对,团结是武器,是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武器。我们共产党员,自己不团结好,怎么去团结劳苦大众革命!”
  在彭湃的主持下,全师党员大会改选了师党委。徐向前当选为师党委委员。
  在新党委会议上,袁裕提出要“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建议。彭湃说:“应该,现在红四师虽然有三百多名党团员,但仍需要积极发展,进一步增强党的组织建设。”
  会议休息时,大家在院中散步闲谈,几个人叙起家常和这几年的经历。彭湃听说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笑着说:“五台名山,菩萨多呀!你同意不同意打菩萨?”
  徐向前说:“同意打的,只是打它没用。”
  彭湃说:“有用。菩萨虽然是不会说话,它压在工农心里,不准造反。该打,该打。”
  两个人说起广州,说到黄埔军校,彭湃说:“你们那期时,我还带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去过呀!”
  徐向前说:“我们没见过面,听说过这事。”
  彭湃说:“当时人多,见着也不认识呀!”
  原来1924年7月,彭湃在广州办起第一届农讲所,亲任主任。开学那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出席演说。原定学期一个月,为使农民运动骨干分子懂些军事知识,彭湃亲自领着33名学生,在黄埔军校进行了10天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彭湃又领学员到黄埔附近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调查和实习。徐向前当时正在黄埔军校紧张训练,只听说来了一帮农民学军事,却不知带队的就是这位“彭菩萨”。
  不是巧合,恰是巧遇。革命人又走到一起来了!
  红四师在海丰的日子里,彭湃这位革命家给了徐向前很深的印象。以致徐向前一生都十分怀念、敬仰这位“彭菩萨”。
  徐向前的诚挚、稳重、党性高于一切的品德和实干精神,也牢牢留在彭湃的记忆中。后来彭湃奉命到上海党中央工作,直到他牺牲前,还常常提到徐向前这个人。
  徐向前和彭湃,在海丰相会;在东江征战中,不断加深友情。当然,他们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是后话。
  红四师到达海丰不几天,红二师在董朗的率领下,来到海丰,与红四师会合。说来也巧,董朗又是徐向前黄埔时期的同学。孙中山播下的“黄埔种子”在国共分裂后到处开花结果。
  董朗是四川简阳人,和徐向前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二队,与徐向前在黄埔的经历一样,参加东征、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董朗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任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团团长。起义军在潮山地区失败后,他率领一部分部队退到海陆丰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董朗任团长;
  四团和海陆丰工农武装合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兼四团团长。红二师正孤军作战,红四师来了。
  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现如今有了两个师的红军,决心打开一个新局面。为“迅速扩大红区”,遂命令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进攻。企图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领域。
  这一年春天来的早,刚过新年,东江山绿水清,正是大好的作战季节。彭湃的性格像他的名字,热情澎湃,亲自率领红四师东进。首先扫平陆丰的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白旗会”,然后攻果陇、打甲子湾,占葵潭。彭湃发着高烧,还带病指挥红军十一团和普宁工农革命军作战。师党委书记唐澍在战斗中牺牲后,师长叶镛生病、党代表袁裕身体不好,作战行军种种工作压在徐向前参谋长身上了。徐向前虽然身体瘦弱,却有一股抗劲。小小的头疼脑热,他从不放在心上,实际上也没有药吃,按他的话说,“抗一抗,就过去了。”
  小病能抗得住,敌人大军一出动,抗就难了。这时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沿海,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海丰城不攻自破,东江的红都丢了。
  东江特委决定:红四师攻惠来。此时守惠来城的是从福建开来的陈铭枢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哪知,惠来城工事坚固,攻不进去。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彭湃来了。此时,海丰城丢了,他正一肚子火,决心要“一城换一城”,亲自率领队伍去攻惠来城。
  徐向前说:“要不得,要不得!”
  彭湃说:“怎讲要不得!我不相信攻不下惠来!”
  徐向前说:“要攻,我们率领队伍攻,你不能去!”
  彭湃还没被劝阻住,他的夫人许玉庆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了。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和彭湃一样火性,丢下孩子,也要去参加爬城。徐向前和红四师的干部们又急又笑,这哪里像打仗,是斗气呀。师长叶镛赶来了,党代表袁裕跑来了,他们病着,都争相去攻城。徐向前说:
  “你们谁都不能去,我是第一线指挥,我去……”
  当晚,部队发起攻击,一阵激烈的枪战,碰巧把城头上敌人团长打死了。这杂牌军,本不善战,头头被打死,一个团四散跑出了城。此时,敌人大军压境,红四师在惠来死守,必遭不测。于是红四师撤出惠来,转移进了普宁县山区的三坑。
  在转移的途中和民团遭遇,战斗中徐向前腿部受伤,好不容易在别人帮助下,又是抬,又是架,来到三坑附近一个小村庄。徐向前已经记不清这村的名字了。1983年4月,笔者走访海陆丰老区,专程去普宁县三坑,进行现地调查。汽车经普宁县城,沿着山间小路,走了许多,东拐西转最后才找到那个实际上已经变成水库的“三坑”。山脚下稀稀落落的几个小村庄,分散在三个坑凹里。独具特色的石头墙,石板房,满目的石头,使人感觉这里是真正的山区。放眼望去,群山层叠,云雾绕着山头飞。一位8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从前给红四师引过路。他指着远处一个高峰讲:那儿是“望天峰”,峰顶上有块望天石,登上望天石,南可以望见大海,西可以望到广州;向上可望到“天宫娘娘”。平民百姓没人登上过,听说当年彭湃领的红军上去过。笔者问老人,当年他见没见过彭湃?老人骄傲地仰起头说:“见过,见过,他可不像现在的官难见,他进了山这家走,那家串,娃娃都晓得‘彭菩萨’”。
  “你当年见过徐向前吗?红四师参谋长。”笔者问老人。
  “你说的当今元帅徐向前吧?”老人摇摇头,“那时候兵那么多,官那么多,都穿一样衣,吃一样饭,谁分得出谁个谁呀!
  我是知道徐元帅,他在三坑这凹凹打过游击,他是了不起的武人。是红军参谋长,参谋长大呀……”
  “你怎么知道徐向前参谋长的?”笔者提问。
  老人笑了:“是这些年才听说的呀……”
  在红四师转战普宁山区、徐向前进三坑养伤的那些日子,正是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下坡路。年轻的红军,像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只会往前走,却不懂碰到墙上要头破血流,不懂人生的路怎么走。东江特委领导人,同样不成熟。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转战进三坑一带,东江特委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要把部队拉出山与敌人死战。徐向前和叶镛等人,虽然政治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是多年的军事干部,深深懂得战场上死打硬拼,是军旅大忌。
  三坑隐蔽、安静的环境,使徐向前伤口恢复很快。4月,山区春暖花开,他每天都在村边散步,锻炼自己的腿脚,准备再战。又常常望着望天峰深思: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不爱闲扯,爱独自思索,这是徐向前的品格。他认定:弱小的红军,不应攻城夺镇,不能死打硬拼,要想办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红四师师长、党代表,他们同意。但是,他们都说今后怎么办,要服从东江特委的决定。
  4月中,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的气氛开始平静、友好,虽然当前处境不妙,大家仍谈笑。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全国反共浪潮似云涌,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机,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园”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对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里,接着乒乒乓乓,许多石块飞下。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师长、党代表都闷着。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徐向前等“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来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人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走向山村的驻地。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没有笑声,也没有埋怨。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我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预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徐向前和一直处在病中的师长叶镛,坚持游击战,战斗在敌人的四面“围剿”中。徐向前后来总说: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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