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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

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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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耕

  北京,1988年9月25日下午。
  久卧病榻,已经丧失正常说话能力的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见了一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
  “大姐……”这位来自赣南的农村妇女趋近床前,哽咽起来。
  蔡畅挣扎着伸出双手,颤抖着,颤抖着。布满青筋、骨节突露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位与蔡畅相对而泣的她,就是陈毅早年的妻子——赖月明。
  1989年初春,我们来到赣南拜访了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当年的石城县委妇女部长赖月明。
  此时,从外表看,她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昔日战火硝烟在她脸上刻镂的皱褶,蒙上了一层泥土尘埃。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她恬静地笑着,徐徐地把我们带入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和陈毅第一次见面

  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14岁那年,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了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终于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来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后又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省委驻扎在宁都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要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噪子。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个,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胸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着四川口音朝战士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
  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
  “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一个劲儿打手势。
  我得了鼓励,十分高兴,一首接一首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儿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说那是陈毅司令员呀。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

蔡畅作媒

  第二日我便与陈毅直接交道了。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臂儿看了会,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biao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
  “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
  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
  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儿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人自己的办公室。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能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赖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去说说,招个嫂子暖暖脚好不好?……”
  “我说同志哥,岔了岔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说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长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
  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我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躲了好一阵子。“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的耳根劝导我。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绪被搅乱,昏昏颠颠寻思开了: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树大分杈女大出嫁,陈总指挥那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作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畅大姐对我说,“月明,你不要对他的阶级成份耿耿于怀,出身不由已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1932年旧历9月重阳佳节,我与陈毅正式结婚。
  结婚前一天,他和几位红军干部乐呵呵地来看我,大家要他请客,陈毅嚷叫起来:“请客是应该,要我出钱拿不出来。问赖月明有钱没有。”结果,是我去向亲戚借了20块银元。在宁都南门街一个广东人开的小饭馆摆了八、九桌饭莱。
  当晚,我和陈毅宿在省委院内。夜很深了,我们才上床。陈毅边脱鞋袜边道:“人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大幸事也。月明呀,想不到我陈毅颠荡大半辈子,今晚真正做起了新郎官。”
  他的话音刚落,我哇地哭了。
  “月明,你这是怎么啦?”他贴近我问。
  “我还小哩,才十八岁多一点,还是个黄花妹子哟……”我伏在被窝里抖着身子哭泣。
  很久,我听陈毅叹了口气说:“那好,你休息吧,我回军区去睡。”说完,他果然下床往外走。
  我扑上去抱住他:“不能走,陈毅哥哥!”“月明,我的妻!”陈毅说着跟角挂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日,陈毅便上前线去了。他给我留下一床毯子,一件棕色羊毛衫,临走,还摘下一块方盘金表硬是戴在我手上,说那是他留学时的一个朋友送的。

相逢竟是别离时

  我们做了三个年头的夫妻,扳指头算日子,真正在一起不足几个月。
  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党组织选送我和张绩之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我回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将我分配到石城担任妇女部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敌人挤牙膏般一点点挤掉了。后来,接到上级指示,石城县委解散,我又回到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中央办事处设在东街口的一个大祠堂内。毛泽覃和梁北台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我不认得梁北台,但跟毛泽覃相熟,因为他过去常找陈毅商量事情。这时,毛泽覃看见我忙站住了,说他们刚去看望了陈毅,陈毅的样子不好看,心情也不好,要我见着他不必吃惊。
  “陈毅出了什么事?”我听出对方话中能毛泽覃为难地摆手,扯扯梁北台的袖子赶紧走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进去。
  一名卫兵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掀开竹编门帘,看见不大的房内摆着一张床,夏布蚊帐撩开,陈毅歪坐在床上。从床上床垂下一根绑带,把他一条裹满纱布的腿吊了起来,他的一条腿垫着书,正在认真批阅文件。
  “陈毅,你……”我叫道。
  陈毅“唔”了一声,登时抬起头,两道粗眉上下抖动,手儿一颤,铅笔尖咔嚓断了。他惊喜地叫起来:“月明,是你!回来啦,好啊!唷,这可不好,你一定赶夜路了,你看雾把衣服都打湿了。快脱下来,换套干的,不要着凉了。”
  我走近了几步,一头伏在他身上,泪水滚了出来。
  他的喉咙咕哝一声,说不出话来,伸出手掌在我背上抚弄着,过了许久才说“不要哭嘛,伤就伤着了,留点疤算什么?马克思不讲情面,次次不收我呐。嘿嘿,信不信呢?好好,听着,腿是上个月在兴国老营盘河边让白狗子打着的,如果告诉你,一定会哭鼻子的,怎么能够好好工作?!月明呵你在石城地方工作,我在前线打仗,夫妻彼此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
  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掏出针线钉上。
  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里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侯。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像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上。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这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
  “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生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自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嗬,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崩了我啵……”
  “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青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
  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我,赖月明,今生今世,直至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34年10月20日——我离开陈毅的最后一刻,他是这么说的:“记住,坚强地活下去!要相信,不管怎样,组织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月明,我也会找你的。”

人生苦酒

  悲剧性的主人公赖月明怎么也无法预料,陈毅活着,并且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赣南,指挥留下的红军队伍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是在1937年,国共两党宣告合作之后,历经艰辛的陈毅奉命带领游击队离开根据地油山,在南方组建新四军,抗击南下的日本侵略者。
  离开油山的时侯,陈毅先后数次派人往兴国寻访心爱的妻子赖月明,当地群众都声称赖月明在兴国县城跳井自杀了。
  陈毅不无伤感地对游击队负责人杨尚奎、危秀英说:“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再次寻找赖月明,无论如何,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然而,派去寻找赖月明的人,都失望而归。
  原来赖月明并没有死,说她跳井自杀了,是她那做伪保长的父亲有意布下的迷魂阵。
  离开陈毅后,江西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赖月明失掉了组织关系。为了躲避反革命分子的屠杀,她四处流浪,行乞度日。后被父亲领人捉住,卖给了一个鞋匠,第二年鞋匠客死他乡。几年后,她又再次出嫁,嫁给了一个回乡务农的伤残红军战士,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赖月明从报纸上看到陈毅接见外宾的照片,才得知陈毅还活着。她想上北京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子女拦住。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再次品尝了人生的苦酒。
  1972年报纸公布了陈毅逝世的消息,赖月明悲痛欲绝,燃香遥悼。她真正生不能与陈毅聚首,死亦难以灵堂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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