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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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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五、婉拒诱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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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明清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明亡述略》序。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降清。《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 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的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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