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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国民党一大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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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抵沪不久,就要跟随他多年的曾福将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送回湖南老家,而独自一人留在上海。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酝酿国共合作的时期。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从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世界革命潮流,改变了一大时那种对其他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一概采取“攻击、排他的态度”①,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②。八月十二日,马林随苏俄代表越飞回到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后又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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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7页。
  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孙中山离开永丰舰,经香港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由于多次的失败,特别是他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学习俄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也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会议之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①。他并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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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大钊:《狱中自述》(原稿)。

  林伯渠十分敬仰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后,他仍然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①。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苏俄驻北京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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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边府林主席谈国内团结国共合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

  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上海本部名义发表了改组宣言,承认中国已“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开始对其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即由过去的排满发展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则由过去之“建设共和”,扩充为直接民权,“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关于民生主义,除“平均地权”之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意义,提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①。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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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一月二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党纲及总章,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党的组成体制,废除了原来入党誓约和打手模等入党手续。规定:“凡中华民国之成年男女,赞成本党党纲,并愿确守本党一切规章,有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党志愿书,经本党给与党证者为本党党员”①。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还特别强调了改进党务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改进党务,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才能“有胜无败”。这次会议,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寻觅党务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荐,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组织人员,委彭素民、林祖涵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林业明、周佩箴为财务部正副部长,叶楚伦、茅祖权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另委居正,孙洪伊、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各部的部长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又委任谭平山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并要他先期回粤整顿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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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1月2日颁布,《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影印再版,总页第1049页。

  林伯渠因事去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彭素民写信告知委任他为总务部副部长时,他立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①。林伯渠不仅热诚拥护孙中山改进国民党党务的措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追随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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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转引自李云汉:《容共到清共》,台北1973年版,第158—159页。

  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他与苏俄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继一九二二年底马林赴桂林同孙中山商谈国民党与苏俄结盟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与孙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联系,又由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越联合宣言》。越飞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之最重要最急迫问题,为完成全国统一,并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关于此项大业……俄国人民对于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①孙中山也再次表示,热烈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之帮助。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已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最终确定了联俄的政策。随后,他又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商谈具体合作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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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日。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会同粤军许崇智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并于三月一日成立了大本营。孙中山抵粤时,林伯渠尚在广州。因二月二十三日谭平山还在给彭素民写信,挽留林“在此地多住几天”,帮助他整顿党务。大约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后不久,林伯渠即离粤赴沪,就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职。新委任的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系江西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后流亡日本,与林伯渠等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林早就有交往。林回到上海,为加强总务部的工作,同彭商量又请了张太雷到国民党总部担任干事。
  国民党总务部,按国民党总章规定,它的任务是:“管理本党机要文件、印信、统计及与国内外各部处之接洽,并办理不属于他部之事务”①。因国民党中央还未设组织部,实际上,它还担负了组织部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中央发出的有关任免干部和组织方面的文电,都要有总务部长的签署。作为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除协助部长处理部务以外,按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的规定,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经常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文电的事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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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国民党总章》,《革命文骗》第8辑,总页第1050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1923年2月2日,《革命文献》第8辑,总页第1058页。


  林伯渠回到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妻子伍复明和孩子来到上海,又移居到巨籁达路松鹤里。这时,长期跟随他的曾福也带着妻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据家人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他家来往的人很多,既有林的同乡朋友、国民党友人,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到上海,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来沪,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畅、谭平山等人,都先后到过他家。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指示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再次肯定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批准了党在杭州西湖会议决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也要大规模地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①。决议还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后,仍要保存和扩大我们的组织,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阻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反对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②,中共三大这一决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共本身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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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第421—422页。

  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邓中夏出任委员长,党员也按居住情况重新编组,林伯渠被编到第三组即西门小组。为了贯彻三大决议,上海区委曾集中讨论了国民运动问题,决定全体同志于最短时间内加入国民党,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以便与中央特派员和地方全体执委共同商定有关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应付方针、进行方法及实际参加人员派遣”等问题③,上海区委在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还指定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林伯渠、张春木、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湘、刘宜之等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指定林伯渠、张国焘等为区委的政治报告员,轮流到党的各小组或大会讲演有关时事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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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7月9日会议记录。

  因为林伯渠既是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有关。例如,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问林伯渠,有无办法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回答说有办法。不久,林伯渠即找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商量,决定由毛泽东回湘进行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就是说的这件事。信的原文是:
  伯渠
  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
  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二十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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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当时,正是湖南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互相争夺省的控制权,信中所说谭赵即指此二人。“北军”,系指支持赵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信中所说的夏希,即共产党人夏曦;苏中即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徐苏中。
  毛泽东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他本人在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中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林伯渠在帮助孙中山改组与复活中国国民党,介绍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所处的一种特殊地位。毛泽东这次回湘,直到年底才离开。他先后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但国内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同林伯渠有关,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八十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同林伯渠的活动分不开。一九二三年六月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接到旅欧总支转呈周恩来等意欲加入国民党的报告,七月,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即以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巴黎王京歧,准其援国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成例,接纳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还选举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熊锐为政治委员会的会长,任卓宣为评议部的评议。其后,王京歧回国述职,周恩来并一度代理执行部长。周恩来等人参加国民党,这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驻粤委员又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于是,孙中山于十月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致电上海国民党总部,请孙洪伊密电北京,催促李大钊即日来沪会商。二十四日,孙中山在粤召开改组会议,委任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十月二十八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分区整顿广州市党的组织,定于明年一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六人),筹办出版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嗣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至上海,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令他全权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为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关于矫正其政治观念,主要是“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使国民党的力量“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再次要各地方同志立即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在选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应尽力帮助比较急进的分子当选,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为贯彻这一通告的精神,中共中央还于此时派邓中夏到北京、保定、天津、济南,派李大钊到湖北、湖南,与各地同志预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一方面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的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与谭平山还多方活动,终于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即由总理从在粤选出的十二人中选派获票最多的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为代表;而毛泽东等三人则按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另外,再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作为湘省的指定代表。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破坏,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等许多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又推选谭平山为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使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除仍旧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外,又决定在汉口增设一个执行部,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以便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嗣后,因张知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派林伯渠前往主持。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林伯渠秘密潜往汉口,并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这时,为接济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弟、四弟,减少家庭生活的开支,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也带着孩子回到湖南乡下。
  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①。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②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己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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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②《申报》1924年6月1日。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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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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