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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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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来历。斯大林如何利用总书记一职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
  ●《四十六人声明》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案件
  ●斯大林如何能违背列宁《遗嘱》而依然担任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计谋
  ●伏龙芝之死

  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怎样产生的呢9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组成的,但它开始积极地开展活动则是在1917年8月间,当时党的一些公认的领导人有的处于地下状态,有的遭到逮捕。8月6日,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工作机关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德·斯塔索娃、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和米·康·穆拉诺夫。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一他去世后,由斯塔索娃代替。8个月之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以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资格又代替了她。1921年3月,维·米·莫洛托夫担任了这个职务。但是很快就表现出他力不任,于是同志们便谈论起接替他的人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由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用“总书记”的职务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有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是谁)立即支持这一建议,于是问题便交付表决……
  ①《俄国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2卷第699页。
  当时即在20年代初,在列宁身边的人中,任何一个人,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都不认为这个情况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存在有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并不决定、而且也不能决定党的政治方针。
  如果能够查明到底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从1917年开始,提议由斯大林担任各种职务,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是谁建议任命斯大林来负责监督列宁对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呢?
  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们断言,在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会议上,是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有一本书里这样的猜测多到了极点。
  斯大林保持总书记这个职务几乎长达30年之久。西方那些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企图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丧失了总书记这一称号呢?是不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的马林科夫把他排挤掉了呢?我敢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总”字这个形容词的消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把打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钥匙交给科巴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斯大林有他自己的指挥棒,而他们则不得个跟着他的指挥棒来转。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斯大林却赋予了它以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地方上(各省、各县和各共和国首都)的领导人逐渐地深刻感觉到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权势。发往各省和各边疆区的大量通告、决议、决定和信函都是由他签署的。中央委员们的出差介绍信而主要的是派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委任状,上面都有同样的签署:“约·斯大林”。
  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机关。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后,就开始到处——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①《政治教育》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77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0卷第592栏。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指示: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的组织局以非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算玩成了。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看世界。而如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地、不做出任何决定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抑制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这个作用的。”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4—275页。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全权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才是。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洛茨基那样来蔑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大林,而是只能仰视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11月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时达150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的武装部队(140名战士)在内。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①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词条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41一642栏。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的程度),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中央工作。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已经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由10—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委员会里来。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发言中谈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在新版速记报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表大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对他进行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其余的人都同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记。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506页。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不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起,他都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决机器决不会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小船上去吗?那样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使政治路线同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但是这个短暂的改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②《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川我文版第10卷第593栏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要以此而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路上去”。在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作法,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
  ①《真理报》1923年12月7日。
  无须把《四十六人的声明》同1923年12月5日中央作出的决议加以对照:就其精神和内容来讲,两者是孪生兄弟。决议的原文不正是因此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之后竟被保守秘密长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作是为了便于伪造历史)?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就违反了上述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宣布批评自由是一回事,容忍批评自由是另一回事。新出现的“领袖们”欺骗了那些忠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信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他既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工作,他就不能不同托洛茨基一起行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来支持中央委员会。他由于受党的纪律所束缚,回避参加党内辩论。当有人建议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校会议上代表反对派作报告时,他建议去找拉狄克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是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将到会发言时,便决定同手诺维也夫争论争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带上自己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从事党的登记工作的助手德沃尔热茨一起去出席会议。
  会上,季诺维也夫俨然表现出一副大官的姿态,蔑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路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企图阻拦德沃尔热茨别讲话,但后者终究还是发了言,给这位政治局委员以回击,而且方式很生硬。休息时,季诺维也夫坐到德沃尔热茨旁边,对他说:“你的发言象是克伦斯基毕业生中的一个准尉。”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之后不久,德沃尔热茨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副官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并补充说:德沃尔热茨担心会被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和报复心很强的人,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季诺维也夫决定要消灭这个胆大的爱争论者,因为他竟胆敢“不按规矩”来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于是德沃尔热茨被捕了,并被流放5年。对他的惩治是在1923年12月,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时期发出的最早铃声之一。1937年,不合主子心意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①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12月21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辩论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已经学会了以巧妙的办法来拒绝受理使人厌烦的各种声明。12月27日,当德沃尔热茨已经“受到追究”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为这位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因为他享有不久前宣布的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①《M·M·波利亚克回忆录》。
  这封信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夜里写的,是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他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的上层人物写道:“我们不是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廷臣!你们这些没有能力进行领导的人,用一堵墙把自己同党隔离了开来,而且为了淹没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动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偏见。”
  ①廷臣是沙皇宫廷的显贵。——译者注
  这里有些情况实在需要加评述。党的老近卫军是用党的纪律和钢铁般的统一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善于极其巧妙地和经常地利用这些口号。他的“信条”——“如同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统一”已为几代人(这几代人不只是党员)所熟知。现在,斯大林究竟赋予“统一”和“反对派”这些概念以什么内容,人们对此是越来越清楚了。斯大林把每一个企图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都看作反对派分子,然后就把他们列人“人民的敌人”营垒。他们的后果如何,人们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事情却弄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出现了许多荒唐无比的反常现象。在镇压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经受过地下工作锻炼的者布尔什维克竟然自己诽谤起自己来,竟然同意被处以死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不引起混乱和分裂。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上卷第170页。——译者注
  在所描写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打一生中的这件事上,捷尔任斯基于半个月之后在全会上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们两人从1905年起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肩并肩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大儿子是在捷尔任斯基家里受教育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清楚地知道,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个派别分子,但是……党的统一!党的统一高于一切。
  ①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捷尔任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领导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结”和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路线“是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报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想阻止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是自行其事了。他回答说:“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
  ①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暂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维也夫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里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特殊材料: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有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揭穿斯大林机关在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5张。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说法:“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属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事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地分析了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向中央委员指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自己的信履行了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8期第43页。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夫认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6—117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清对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于按照党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在道义上的团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被我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2张。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的一场诽谤性运动,其目的是要吓倒一切被列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们声明:“对这场正在广泛开展的运动定出某种调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一点我绝没有看错。”
  ①同上。
  对这一点安东诺夫确实没有看错。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那些在党内占居关键性职位的人的力量。站出来支持组织局的决议的有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都在为主子忠实地效劳)。主要指挥者要是能躲在他们的背后作为靠山该多好。但是,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林那论据充分的辩护感到不安的斯大林却出来突然说出了几句累赘的话: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拒绝同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地工作这种臆测又说了一遍。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8张。
  书记处——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一中央全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案件象沿着传送带似地依次经过了这些环节。而党的官位等级制度胜利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抱不平的只有一个卡尔·拉狄克,他说:“在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中,需要有一条禁止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派别斗争。如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利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机关来进行派别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信中使用的那种不能容许的口气,可按照党的方式予以处分,但是不能把3个问题混为一谈。眼下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侦查还没有结束,那就不能够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职务!”
  ①苏共中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5张。
  会上拉舍维奇以愤恨的态度几次发言,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揭露。布哈林、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保持沉默。在33个与会者中,只有1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包括当事人)熬过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
  今天《真理报》在分析20—30年代“困难问题的时期”时确认:“在日益残酷的思想斗争和夺权斗争中,多数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本书作者注)……采取了(更确切些说应是:允许斯大林采取——本书作者注)……一种不准论敌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作法。”
  ①《真理报》1988年10月3日。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了党的统一冒失地投入了战斗。斯大林也是为了党的统一而停止他进行积极的工作。不过斯大林这样做是让“众人”看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不能够宽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写的那封粗鲁的信,因为他在那封信中竟“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遭到诽谤的、受到屈辱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久就带着外交方面的委托,被派往中国。“安东要到广州去啦”——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对往日在地下工作年代了解自己的老同志们(他们知道他的是这个名字)这么说。后来他担任过驻布拉格、考纳斯和华沙的全权代表。当时,惩罚那些固执而任性的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时,其措施只是采取外交流放的方式。在流放地,在国外,闲暇的时候,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决定:自己所经受过的是不是一种派别专政制度。
  ……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传记情况,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象通常一样,只是介绍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在1934年5月9日填写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调查表时是这样写的/1927年以前我在组织问题上曾支持过反对派;没有进行过反党的秘密派别活动。”我们要注意这里的表达方式:是“曾支持过反对派”,而不是“属于”或“参加过”反对派。后来,这些实质上的差别被斯大林一手抹去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即在1924年,斯大林并没有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派别活动,也没有指责他信奉了托洛茨基主义。总书记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虽然对他提出了许多责难,但其性质看来并没有超出对官僚主义进行挑剔的范围。既然组织结论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那么从这一情况中还有什么结论得不出来的呢?斯大林经常根据个别的例子而作出总的结论……他以态度端正和举止良好的榜样自居,这样来表述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过错:“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视起码的礼节。”“没有礼节的”行为(在另一个地方,斯大林无意中说出了“堕落”这个词)——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用宗教学校那种博学的水平来评价事物,甚至表现出一种故作宽容的口吻:你想想看,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但是3年之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不得不表示“在组织问题上”不再支持反对派。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4页。
  ②《斯大林全集X中文版第6卷第39页。——译者注
  ③“用宗教学校那种博学的水平来评价事物”一语意思是说斯大林曾在宗教学校学习过,他是以那样的博学水平来评价事物的。——译者注
  然而即使这样,也已经无法挽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内的声望了。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谈到了托洛茨基反对党中央的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叫做派别活动。斯大林给那些对中央领导的缺点提出批评的人扣的帽子是永久性的。早在20年代末,对那些已经悔悟的人就开始使用残酷的手段了,于是从前的这个反对派分子便真诚地或不真诚地“放弃了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仲裁人是一个。早在1927年时,他说讲了一句带威胁性的话:“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没有经过很长时间,这种并不固执的、看来好象谦让的、关于自己绝对正确的声明就触动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部领域和外部领域,更不用说触动党了。对于领袖的绝对正确没有一个人敢去怀疑——无论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年代,还是在缔结苏德条约之后和希特勒的军队进逼伏尔加河流域之后……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③仲裁人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④《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页。——译者注
  ……再说,根本没有个人野心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什么在十月攻打冬宫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要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呢?谁知道。既然一个老革命家的地位需要由什么证件来加固,那么想必是在国内生活中,在关于对党员要谦虚这一点的认识上,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绝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所固有的那种声明的口气是不是由此引起的呢?他声明说:“虽然在形式上我由于过分严肃而自认为、而且在党内也被认为是从1917年起才入党的党员,但是在实质上,根据我的工作来看,我在获得老布尔什维克称号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并不亚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前进派、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或”区联派中的其他很多人。”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4页。
  结果究竟怎样呢?在1933年时,37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5年入党的党员米高扬被接纳入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并领到了编号第4的会员证。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被拒绝接纳入会。到了1935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协会被解散了。
  ①《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名单》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7页。
  但是为什么在中央一月全会的会议上,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和具有英雄历史的革命家却保持沉默呢?他们是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吗?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有很多人是还不能够领悟到当前发生事件的实质,而那些闻出主要厨房气味的人却决定不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斯大林的三人同盟才能把党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而托洛茨基则要把党引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在政治上进行激战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扎戈尔斯基(他是在1919年9月25日莫斯科委员会办公大楼里炸弹爆炸时被炸死的)的遗孀奥莉加·皮拉茨卡娅问总书记:“喂,科巴,请向我说明,现在发生着什么事?”——“你想知道吗?你自己没有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为争夺席位而战斗——这就是现时正在发生着的事!”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的人是不想参加这场战斗的。他们当年同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殊死搏斗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干革命并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帝制。但是,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看清了斯大林及其能说会道的同事们原是一些危险的纂权者时,他不能够依然采取一种消极旁观的态度。
  ①根据玛·瓦·福法诺娃口述。
  不过作为一个独裁者的托洛茨基也没有许给任何人以什么好处……
  1918年时,把人质制度运用到沙皇军官的亲属身上的,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吗?对于那些处身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前的战俘来说,武器就是他们返回祖国的唯一保证。1918年5月25日,托洛茨基下令:缴出武器,不服从者送进集中营。对军团的这项命令是23时下的,而到26日黎明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举行了暴动。
  ①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国内战争见闻录》192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234页。
  1919年5月。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命令把涅斯托尔·马赫诺的那个旅扩充为一个师,并供给它以必需的武器和装备。在马赫诺同白卫军浴血苦战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撤销了上述命令。这就成了马赫诺分子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的借口。
  ①同上,193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113—115页。
  1921年。”喀琅施塔得。在这里托洛茨基也表现出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独裁者。在独裁作风、自我欣赏和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可以比试比试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没有任何东西比斯大林时代更可怕的了。斯大林无论如何是应当被解除其领导职务的。
  1934年5月,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顾10年前的往事时,他写道:“在1923—1927年的反对派中,我是一个调和分子,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派别分子。”他曾竭力使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解(他曾“劝说过”他们)。他捍卫托洛茨基是因为担心党会分裂(他的根据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为什么列宁的战友们没有执行已故领袖的遗嘱呢?
  ①引自《M.M.波利亚克回忆录》。
  1924年5月22日,即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组织问题:预先确定代表大会主席团、各委员会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人员组成。会上,克鲁普斯卡娅首先发言。她带来了列宁的信(这封信作为领袖的遗嘱而载入史册)。列宁曾请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应当在明天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来实现已故领袖的愿望。尼古拉·克雷连柯提出了另一项建议——立即把遗嘱公布出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全会通过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建议,但是中央委员们希望能预先了解到信的内容。
  ①根据尤·康·米洛诺夫的口述(按:米洛诺夫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读得使人听不清楚,因为她很激动。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多基莫夫来读。”叶夫多基莫夫是列宁格勒委员会的代表,中央委员,生来有一副好嗓子,发音吐字非常清楚。他把遗嘱一气读完。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作了简短的评述。他特别预先警告党要提防斯大林。现在这些人都坐在主席团桌子的旁边。
  当前的问题不得不立即暂停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必需亲自读一读。全体会议委托主席团把文件为中央委员们复制若干份,而眼下暂时休会。几个小时后复会了。列宁的信的复印件发给了所有的与会者。有人建议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在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把遗嘱先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于是立即就确定了一份负责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中央委员会违背领袖的愿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所发生的事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即兴之作。全体会议很快就解决完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接着与会者们便纷纷返回家中,外地的代表们则回到了自己住的旅馆。时候已经很晚了,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可是有的人却不能入睡。汽车发动机的轰隆声打破了莫斯科深夜的寂静。这时格伯乌的特务们走遍了中央委员们的住宅和中央委员们住的旅馆。他们自称是中央的信使,收回了印有危险的遗嘱的文件,并建议对方在特别的登记薄上签上自己的名子。
  ①格伯乌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个俄文字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的音译。——译者注
  ②根据B.M.韦尔霍夫夫妇的口述。
  在5月份的那个夜里,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总书记本人是否急于对付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呢?或者他是否要使自己的行动得到他们的同意呢?这些现在已无法查明。要知道这是只有按照“工作程序”一个一个地询问了各政治局委员之后才能作到的。不管怎样,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已经感觉到了某个人的一只强硬之手。
  ①“某个人”显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列宁的遗嘱几乎使斯大林一蹶不振。但是靠诅咒是无济于事的。早在信的作者在世时,斯大林就已开始挖这个文件的墙脚了。1923年4月,斯大林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幕后曾散布流言说,列宁在对遗嘱作的那个补充里,考虑到总书记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谈到了党的分裂危险;这个补充是在总书记同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那一不愉快的事件之后作的。实际上,列宁在1922年12月25日口授这几行文字时还不知道妻子受侮辱的事。也不了解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据著名外交家越飞的遗孀玛丽亚·越飞作证说,列宁不止一次向同志们埋怨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诚(他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太粗暴”)。
  ①不愉快的事件指列宁在病中时斯大林曾因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而对她大加辱骂和威胁。详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03页第619注。——译者注
  但是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因此列宁“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两个地方,可真使总书记感到害怕。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叶·德·斯塔索娃的证词。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在没有了列宁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了。接着将要召开中央全会。总书记准备下了什么花招呢?斯大林在全会的会议上,事先在各个位置可以使我丧失任何政治上的信任的文件,我就离开总书记的职位。”科巴已经站在墓穴的边缘了。是季诺维也夫救了他。季诺维也夫要大家确信,斯大林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完全接受了列宁的批评,他在实际上已经证明愿意和同志们保持同志式的关系,愿意维护真正党的关系。于是同志们便来纷纷劝阻科巴。他们是一些党的思想家,他们不想去挑行政工作这副担子。他们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已经获得了忠实可靠的经验,而他却永远成不了领袖一专制者,因为他不具备那些条件……若干年之后,科巴慷慨地报酬了那些救了自己的人——既报酬了当年那些不怜惜自己语言的人,也报酬了当年那些保持沉默的人。
  ①这里说的“慷慨地报酬”自然是指“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即“杀害”的意思。——译者注
  这样一来,遗嘱就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既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也没有予以公布。斯大林依然是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对他表示了信任。
  那些被党赋予以很高权力的人,那些经受过地下工作、监狱、流放的锻炼的革命者—一这些人在列宁逝世的那一年惊慌失措了。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和果断的新领袖。他们不是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只是到了卢比扬卡街的刑讯室里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那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机会见到了保存有列宁遗嘱复制品的“人民的敌人”。在30年代,只要提到列宁的遗嘱,就要根据第58条第10项和第11项的规定,被看作是进行反苏宣传而受到审判。有的被送进了集中营,为期10年,有的被判决枪毙。
  列宁的信只是在列宁去世后过了32年才将其公布出来。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曾经有多少卷书写了这个题目,还将有多少卷书要写这个题目……我的简单的记载决不奢望要作到全面。我只是对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计谋作出一些初步的总结。
  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或者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时,他经常使用吓唬手段(政治上扣帽子,开除出党,逮捕),采取“诱捕手腕”,利用报私仇动机,玩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用冒充列宁主义的词句来散布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同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信。
  斯大林本是一个顽固的沙文主义者,但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指责穆季瓦尼—一马哈拉泽集团似乎反对亚美巴亚人、阿塞拜疆人、阿扎尔人。他还恶狠狠地愤怒指责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地方民族主义者以及党的纪律的破坏者。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89—492页、648—652页。
  人们指责斯大林派发生了热月政变性的蜕化吗?不,这种指责是一种愚蠢的臆测,是一种诽谤!蜕化的危险来自何处呢?来自反对派,完全是来自反对派——斯大林在1927年就是这么声称的。斯大林在其政治生涯的所有阶段上都成功地使用了反诉手段。斯克雷普尼克以敏锐的目光看出了总书记所喜欢使用的这种手段。他预见到反诉策略这种杀人(并不只是转义上的杀人)的手段注定要在他身上加以试用。
  ①热月政变是1794年7月27日法国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专政,结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在挑起争论和煽动辩论方面,斯大林具有独一无二的才能。在列宁及其周围的人看来,争论是了解真理的一种手段。而斯大林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真理。在辩论中他所感兴趣的东西是对方发言中的“破绽”,是能够记下来以便日后给对方扣帽子或有机会时给对方打棍子的东西。
  除了狡猾和固执而外,除了挑选可靠的干部作为帮手来执行其意志和熟练地利用思想领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内争外,斯大林还极其巧妙地歪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在强调集中制时却把集中制变成了一种反民主的、专制的原则。总书记对中小类型的反对派分子的惩罚办法是:批评他们,解除他们的职务,赶走他们的拥护者。他以这种方式来孤立“头目们”,使他们失去“基层”的支持。但是对于领袖们本人,斯大林暂时还不去触动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正在为他效劳的时候,他就更是不会马上去触动他们了。请看,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竟说出了这样一个使斯大林感到舒适的指示:“任何来自‘左翼’的批评现在都正在变成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这在客观上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支持……孟什维主义并不可怕,危险的是围着我们打转转的‘左的’批评。”真是一位极其可贵的领袖!对这样一些领袖,斯大林便向他们献媚讨好,并同他们建立临时的联盟,但他最关心的是挑起他们的纠纷。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3页。
  科巴由于对列宁的威信感到苦恼,所以早在1918年时他就企图使托洛茨基与列宁对立起来。科巴在节日即11月6日出版的一期《真理报》上写道:党能够获得1917年武装起义的胜利,这首先应归功于列夫·托洛茨基。分而治之!
  1921年3月。托洛茨基平息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刚刚回到莫斯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几乎是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他。而斯大林对他则是表现出一种做作出来的亲热——那紧紧的握手,那眼神里露出的喜悦,那嘴角上浮现出的微笑,全是假装的。分而治之!
  ①А.П.梁赞诺娃的证词。
  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组成了三人同盟来反对托洛茨基。代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落在托洛茨基身上的是经济问题。分而治之!
  在1923—1924年这一夺权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斯大林已经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挑拨方面成熟的行家了。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自己的竞争者们彼此迎头相撞,而他则总是坐山观虎斗——最后控制他们。有时候,如果争论具有重大意义的话,总书记就袒护某个人,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样他就又……争得了一个拥护者。虚情假意的参加为对原则性的玩弄所代替,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不时进发为清理党的队伍的大张旗鼓的运动所代替,粗暴的威胁为挖空心思的语言中伤所代替。斯大林具有丰富的玩弄计谋的手法,并能够巧妙地加以运用,有效地把各种手法混合在一起来使用。他学会了把思想上的诋毁同组织上的诋毁结合起来,表明他在进行政治上的阴谋行为方面具有极高的水平。
  斯大林为了要开展一场反对昨日的伙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运动,便决定要预先获得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支持。当时产生了一个由谁来继承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的问题。总书记能够使政治局委员们相信,俄国的男子汉是决不能容忍让一个犹太人来领导政府的。于是李可夫成了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①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译者注
  转变的时机选得恰当,所以花招便能够继续玩弄下去——不过现在的对手已经是新的伙伴了。于是在这里斯大林犯了个大错误。斯大林为了要破坏加米涅夫这位理论家的威信,便指责他在引用列宁的话时进行了歪曲:说加米涅夫没有使用“耐普的”俄国,而是使用了“耐普曼的”俄国这一说法。斯大林把速记员的一个明显的笔误变成了发言人的一个政治性错误,他漫不经心地、似乎是无意地说,他是在“一位同志(大概是加米涅夫)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读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暗示”之后,接着便是一个修辞性的问语:为什么加米涅夫“脱口说出了这个奇怪的口号呢”?总书记自己回答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斯大林竟敢把这个制作得很粗糙的挑拨手段于1924年6月17日奉献给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学员们,随后又奉献给《真理报》的读者们。
  ①发言人指加米涅夫。——译者注
  ②“修辞性的问语”是用问语的形式强调某种意见。——译者注
  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24页。——译者注
  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算帐用的则是另一种手法。他在顺便提到党专政这一错误的提纲时,用拟人的方式表述了这个提纲,并与季诺维也夫联系了起来。但他这样作时并没有提到“有罪过的人”的名字,他“忘记了”这个提纲已写进了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斯大林曾经同全体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72页。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决定要给总书记以回击。但是当紧急召开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参加的党的负责干部会议谴责了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时,他声明(这是第几次了!)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瞧,就是这样的论据。总书记的辞职这一次也没有被通过。
  在这件事上斯大林的性急表现对他来说是危险的。此时党的上层人物们还没有失去独立自主的力量。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研究理论问题的能力。为了暗里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身下放上一枚炸弹,起码得有一个干练的智囊团为他出主意才行。总书记的那些帮手们只是一些善于执行他的命令的人,而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则远离于他,斯大林代表群众来治理国家,但他本人却远离了群众。
  在1924年10月,斯大林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议暂时停止争论。原因是在与托洛茨基日益尖锐的斗争中,他还需要他们。
  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加米涅夫无法给他以有效的支持。斯大林便利用莫斯科党委会的领导人尼·亚·乌格拉诺夫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总书记企图削弱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地位,便对他的拥护者们或进行劝诱工作,或将他们调离开来,然后就挑拨季诺维也夫同他们发生冲突。他准备破坏三人同盟,并准备召开可以使自己获得胜利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了改组书记处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的那批同志提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计划的倡议人是布哈林。但是这个时候总书记下定的决心是要坚决打倒季诺维也夫。这就是说,要使布哈林同他对立起来。斯大林对那些提出反党“政纲”的领袖们不管是谁都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舍维奇、索柯里尼柯夫等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布哈林。他大力保护布哈林,使之免受……季诺维也夫的攻击……
  挑拨离间——退居幕后——诿过于人——以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自居——这就是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后第一个10年间的各种政治事件的一个典型的图式。这个图式(其中只有微小的变化,譬如说,把“罪人”枪毙)斯大林要坚持到底。
  1928年斯大林在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方面大概是收获最大的一年了。有一次总书记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叫了去,对他说:“让我们二人成为两个埃阿斯吧,我们二人将进行领导。”
  ①希腊神话中说,埃阿斯有大埃阿斯和小埃阿斯两个,他们都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译者注
  ②根据阿·伊·李可夫遗孀的回忆。
  预定在7月份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对内政策问题。此外,全会还要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出一个宣言文本,以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于是斯大林便大力招募拥护者。他对布哈林寄以特别的希望。他对布哈林说:“尼古拉,我们两个是喜马拉雅山脉,其余的人都是些小人物。”在政治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被斯大林搞得发了火的布哈林决定把他的伪善面目拿出来示众,便将这些话转述了出来。愤怒的总书记连声喊叫:一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你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们来反对我。”
  ①《旗帜》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11期第120页。
  斯大林于同年8月31日写给了弗拉基米尔·古比雪夫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90页。——译者注
  在列宁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在竞争的决定性时期,斯大林是以玩弄政治阴谋的大师水平来领导党的。他把深刻的战略意图同狠毒的、出其不意的策略打击结合了起来。这里既有对难以对付的人使用的各种伪装手法,又有使容易相处的人遭受的种种牺牲;既有对不得罪人的和俯首听命的人的那种徐缓行动,又有一连串手段的巧妙结构和夹叉射击的安排。斯大林在不停顿地进攻的同时,也不畏避退却,在需要时,他还调整后备队伍,改变进攻方向。一个具有如此粗俗本性的人竟有如此惊人的精心考虑。
  如果扫视一下争夺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史,就不能不发觉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具有一个宝贵的品质,这就是甚至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他都能够来得及比竞争者们更远几步地估计出形势的几种可能变化,他不仅比竞争者们估计得更远些,而且还比他们估计得更准确些。他还有一个本领就是不知疲倦。斯大林总是一直不停地设法使竞争者灰心丧气,使竞争者无能为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一小时也不让竞争者安宁。斯大林在各级机关——在地方上和在中央,在政府和在各个部门(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都进行着这种紧张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当然也在政权的保卫机关进行着这种斗争和这种工作。此外,他也没有忘记工会和共产国际。
  斯大林在所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关里都撒下了网,都在那里分别安插了自己的人,并在那里发现忠诚的仆从、潜在的同盟者和敌人,以及不服从的人和异端分子。他还看准了那些“为了事业”即为了他自己的私人权力日后“必须”将其加以杀害的人……这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等待着已经站到了新领袖一边的乌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斯大林以这样的声明打掉了托洛茨基手中的一张主要王牌(这种手法是蛊惑人心的,但却是及时的,因而是有效的)。季诺维也夫是斯大林最担心的人中之一,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但是打开政权之门的钥匙却放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一次例行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指责在政治上犯了一系列的罪过。原来他把共产国际变成了类似……“温室”一类的东西。一片埋怨声被巧妙地鼓动起来了,于是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政治局。这是迈出的第一步。眼下对托洛茨基还需要笑脸相迎。主要的是要分裂反对派。分而治之!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8页。——译者注
  在迈向绝对权力的最初一些阶段上,斯大林尽心竭力地、不慌不忙地在巩固自己的阵地。到后来他就抛弃了各种手腕,忘记了妥协策略。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曲折绕行,迂回前进,在强者之中寻找同盟者。当时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那时他认为,花费力气去关心挑选干部有什么用!准备中央全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每次会议有什么用!……而党的代表大会呢?现时则需要认真地准备这种会议了。因为不然就会失败。而在别人垮台时自己挣得胜利,发些不义之财,则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斯大林把举行代表大会的权术看做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他是不吝惜力量的。在改善程序方面他可以指望象列夫·加米涅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这样一些有经验的干部。
  一些有经验的“权术专家”帮助斯大林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4月举行)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好处,这次代表大会成了夺取党权斗争中具有转折性的一次大会。新经济政策眼下还没有带来任何所希望的成就,工业还没有摆脱破坏状态,农业和商业被弃置不顾,国家机关担负不起领导国家的任务,党遭到了“倾向分子”的瓦解。这一切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谈到了。而总书记在一面听代表们的发言时,一面却在为主要的竞争者们准备着需要有高度技能才能编成的圈套。
  托洛茨基不是在为建立“工业专政”而斗争吗?好吧,那就把他作为破坏工农联盟的敌人予以揭露(后来斯大林正是遵循这个——“托洛茨基的”——计划,靠使农村破产的办法来实行工业化的)。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主张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吗?好吧,那就对投降分子予以谴责。而对于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本人参加了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可要只字不提。
  ①领导者本人当然是指斯大林本人。——译者注
  穆季瓦尼、奥库贾瓦、马哈拉泽不是在发展外高加索联邦方面反对行政压力吗?不是反对在总书记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吗?好吧,那我们就要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上:这些尊敬的同志同时害着两种病——地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694—696页。
  斯大林依靠玩弄蛊惑性的诡计和组织方面的诡计而使代表大会上消极无为的多数站到了自己方面来,他掌握了在党的各个领袖之间随机应变这门不大容易掌握的学问。极其急功近利的科巴同志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竟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玩弄权术的人。当老布尔什维克B.B.奥新斯基敢于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批评党的领导时,总书记就讲了下面一番话:“他(奥新斯基——本书作者注)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同志,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吧。”(20年后,斯大林在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第5卷时,把“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吧”这句话省略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译者注
  总之,总书记“袒护了”季诺维也夫。而奥新斯基则成了个阴谋家,他企图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一致。而墙壁就是他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等待着奥新斯基同志的是什么呢?处以死刑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于是斯大林暂时只是对这位党的活动家、列宁的战友进行威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地进行威胁。接着,不到两年,他就以高超的手法在政治上杀害了奥新斯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打算解除托洛茨基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于是他对候选人、在党内享有威信的和战胜了弗兰格尔的米哈伊尔,伏龙芝便采取了容忍态度。1920年秋,伏龙芝同意指挥南部方面军,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斯大林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赶出去。列宁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斯大林在不久(即在9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请求解除他的一切军事职务。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了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伏龙芝在威望方面赶不上托洛茨基,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公认的统帅。最近一个时期他是托洛茨基的副手,并且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总书记同伏龙芝合不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无论是在军队中,或者是在中央发生的许多争论中,都不接受斯大林的操纵,常常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
  ①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奇是伏龙芝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现在开关军队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伏龙芝手里。但是斯大林想让这把钥匙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当然,伏龙芝是一位有战功的同志、克里木的英雄、列宁的战友,而且是亲近的战友。好吧,我们将来就把他埋葬在亲爱的伊里奇的陵墓旁边吧。而人民委员我们则要让伏罗希洛夫来担任。克利姆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最肯忍让的人之一。而且也受到人民的爱戴。——总书记这么琢磨着。
  ①克利姆是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克利缅特的昵称。——译者注
  伏龙芝着手坚决果断地改组军队。这位拥有很大权力的新的人民委员用一些负责政工工作的副指挥员来代替政治委员。他更换了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普通人员,把那些有才能的统帅提拔起来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同时对于象党龄这样的条件不予考虑。总书记一点也不流露出自己对这一切的不满,相反,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总是接受这位新的人民委员的每一项建议。
  伏龙芝曾经积极地参加过革命的地下工作,两次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这位40岁人民委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虽然他的肠胃时常出血,心脏跳动减退,但他却从事着大量的工作,他的休息日是在森林里和打猎中度过的。给他治病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医曼德雷卡。突然之间情况复杂起来了。1925年7月,这位人民委员发生了两次汽车事故。而且两次事故是连着发生的……是巧合吗?……伏罗希洛夫说,在发生第二次事故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受了重伤,需要动外科手术。
  ①克·叶·伏罗希洛夫《纪念米·瓦·伏龙芝》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3页。
  ……9月初,伏龙芝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了穆哈拉特卡的克里木半岛。跟随伏龙芝的有曼德雷卡大夫。伏龙芝自我感觉不好,但他打起了精神。在穆哈拉特卡休养的有斯大林、什基里亚托夫及总书记的几个亲信。斯大林突然干预了。他把曼德雷卡打发去了莫斯科,又从首都叫来了两位教授——罗扎诺夫和卡萨特金。伏罗希洛夫回忆说:“莫斯科这两位大夫的到来对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很坏的作用。”9月29日,伏龙芝动身赴莫斯科,他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个医院设在从前的游戏宫里。来看望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有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所有的人都准许看望他,就是不准许他的私人医生曼德雷卡去看望他。
  罗扎诺夫教授坚持要动手术。伏龙芝便进了波特金医院的外科。10月10日,由17位专家进行了会诊,在罗扎诺夫明显施加的压力下,大多数专家都同意对病人动手术。医生们知道,罗扎诺夫教授(1918年时他曾为受伤的列宁治病)代表着总书记的意志。1925年10月31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由于心脏麻痹而死在手术台上。对尸体的解剖表明,他的胃溃疡结疤了。
  11月4日,伏龙芝被埋葬在红场上。约瑟夫·斯大林谈到了自己的“无限悲痛”,他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伏龙芝的遗孀在得知伏龙芝是被杀害的之后,便自杀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7页。——译者注
  ……过了5年。外科医生谢·彼·费多罗夫即尼古拉二世从前的御医同红军医疗卫生总局副局长E.И.伊万诺夫斯基进行交谈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打开了一个装着稀有雪茄烟的盒于对客人说:“这个盒子是谢尔戈赠送给我的。要知道是我给他动的手术,我把他的肾脏切除了。他将活上一百岁。可是他们不应该给伏龙芝动手术。我当时曾坚决反对,因为对这位人民委员是不宜动手术的。可是罗扎诺夫却干了起来,他们就这样……把他杀死了。”
  ①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外科医生费多罗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根据E.И.伊万诺夫斯基的口述。
  类似的证明是不少的。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一些接近党的上层人士的人都不怀疑:伏龙芝的死是一次政治上的消灭行为。有一位大胆的(冒失的?)作家描写了伏龙芝之死的经过。在一部小说里,伏龙芝被称为集团军司令员,而斯大林则以“三个党的领袖中最重要的领袖”的身份出现。集团军司令员根据“最重要的领袖”的指示,被送去动手术,并因服用过量的三氯甲烷而死去。是谁把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的情节偷偷地告诉给了作者呢?这是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起就同伏龙芝成为朋友的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龙斯基作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务委员会委员E.C.阿格拉诺夫对这件事的详情细节都能够讲得出来。
  ①引自И.M.格龙斯基的《回忆录》。
  到后来医疗谋杀就成了斯大林最爱使用的战术武器,不过在20年代时他所使用的还不是多么有效的手段。对于亚·德·瞿鲁巴之死的情况很值得考虑考虑。这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在海边散步时死去的。跟随他的只有一个保卫委员,而那个平日一天也不离开这位心脏病重患者的医生,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却没有关照他。这事发生在1928年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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