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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十五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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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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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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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一行到达汤屋的时间,一说在2月18日,一说在2月21日。本书取前说。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江于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锺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也痪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为的是杀人灭口。
  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据邓子恢生前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
  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同志突出重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在半山灌木丛中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这时约在中午过后。匪兵们押解着瞿秋白回到水口镇已是下午四点钟。据李玉交待:瞿秋白病体支离,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匪兵便用枪毙来威吓他,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但瞿秋白“都不置理”。
  李玉等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强迫他说出我党我军机密。对于瞿秋白来说,苦刑是意料中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瞿秋白在敌人逼供时,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
  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情形,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他据此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上杭县狱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分,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作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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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月14日的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5月17日的信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5月22日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到6月11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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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七人,旋经“国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内称:“查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系共党中央委员,指挥国内各地赤匪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显著,兹拟一律悬赏通缉,获案严办,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各一万元”。
  ②《鲁迅书信集》第963号函《致曹靖华》。它兄即秋白同志。
  ③同上书,第965号函《致胡风》。
  ④同上书,第968号函《致曹靖华》。
  ⑤同上书,第985号函《致曹靖华》。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自云: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庾毙”。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4月15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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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②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文”当作“污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周月林、张亮两人的境况如何呢?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二十八岁。李玉说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周月林被俘伊始,李玉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按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按周未入上杭监狱,由李玉安排在营房另住)接回家中当了“媬姆”。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人长的很肥大。她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所以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又名林晴光)保出,纳为姨太太。
  周月林、张亮两人各得其所,对敌人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月10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月25日左右,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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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福建民报》,1935年4月20日第二版。
  ②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下辖四个绥靖区,分别驻在福州、建瓯、漳州、龙岩,统归蒋鼎文节制。


  张亮、周月林两人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第二天中午抵达丰年桥。午饭时,张亮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
  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附和张亮所供,同时供出何叔衡在小迳村被打死,邓子恢已经突围等情况。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覆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月14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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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职团于上月有日(按指4月25日,实为2月24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周月林、张亮屈膝投敌,出卖瞿秋白等,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后,深得敌人赏识。李默庵说她们“年幼识浅,被诱惑而入共党。厥后既各与匪首缔婚,则其行动,自不能不与之一致。究之彼辈妇女心理,其主旨之定见,信仰之坚决,当不能与匪首瞿秋白等相提并论。”1935年9月20日,第二绥靖区判处周、张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驻闽绥靖公署即以周、张“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为由,将这两个女人提前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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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默庵致蒋鼎文的呈文,时间当在一九三五年九月。
  ②驻闽绥靖公署代主任陈×的批文。


长汀狱中斗争

  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三十六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北行,前往长汀。
  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约需二、三天。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也是水路,需时三至五天。抵河田后,还有几十里陆路,一直步行到长汀。整个行程约需十天到十五天。春末夏初的闽西,青山处处,然而,昔日欢乐的苏区,已是山河易色,笼罩着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一路上天气变幻莫测,风风雨雨,长途颠簸,是很辛苦的。瞿秋白身体病弱,走的很慢,直到5月9日才抵达长汀。
  瞿秋白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在瞿秋白解抵长汀以前,早已策划了一个狡毒的阴谋。瞿秋白到达的翌日——5月10日,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所谓军法审判。审判开始,吴淞涛发问,瞿秋白作答。“你的年龄,籍贯”?“三十六岁,上海”。“你何时被俘,同时被俘的有几人?”“被俘有一个多月,同时被俘的还有两个女眷”。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民国)十六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吧!”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随即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对洋洋得意的吴淞涛等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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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说为“陈姓青年”,又一说为“林大头”。
  ②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与众不同,带兵官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师旅长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黄埔一二期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但在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宋希濂已经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长汀被该师攻陷,他就把师部设在长汀中学。蒋介石将中共“党魁”瞿秋白交给三十六师看押,足以说明宋希濂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这时,他在瞿秋白面前口称“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的优待,大抵有两个原因: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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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宋希濂1956年4月2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年6月到长汀专门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月初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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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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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点。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所得到的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都有类似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往发生“历史的误会”:客观形势的需要总是迫使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而没有或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但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任何委屈情绪,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教师、学生,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且卓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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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象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札记。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这四十个题目,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它未免是“多余”的。我却以为,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美好的向往,多么执著的追求呵!在临危的严峻《读者言》.1.“王凤姐”。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7.酒瓶问题。8.“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兰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乾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按:原抄件无17。
  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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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未成稿目录》民二十四年夏汀州狱中。

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
  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
  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两个月,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突出”,于1934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伪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匪特对我党地下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中讲授《说服工作》。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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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表演”,指叛徒在敌人指挥下,充当坐探、引线等,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敌特机关据此考察其是否死心塌地叛党投敌,为虎作伥。
  ②陈建中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曾任伪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主管对我“心战和策反”活动。1953年在朝鲜劫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战俘去台湾,就是陈建中的“杰作”。1975年升任蒋帮伪“国民大会”秘书长。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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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杰夫后来任伪中统局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总督察、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于6月13日或14日抵达长汀。
  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据朱培璜后来交待: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中的叛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心”。王杰夫傲慢地对这一群特务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作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作出成绩给他们看!”
  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四人,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光启等也在场。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瞿秋白坐在一端,几个特务围拢着,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他。王杰夫戴着一副金丝架的眼镜,一对细小的眼珠紧紧地盯着瞿秋白,又极力装出一副斯文的姿态,细声细气地对瞿秋白说:
  “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坚定地回答:
  “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
  王杰夫说:
  “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瞿秋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软中带硬,把王杰夫顶了回去。王杰夫这时有点恼火,然而还是假惺惺地对瞿秋白说:
  “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乎?”
  瞿秋白被解到长汀后,受到敌人厚待。他是了解敌人的用意的。他预料敌人会使用种种诱惑手段,知道自己不得不进行韧性的斗争。越在这样的时候,他就越会想到文天祥的那首《言志》诗中的名句:“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慷慨激昂,壮烈成仁,当然不易。但是,在敌人的种种诱惑面前,比较慷慨杀身引刀一快,从容就义真是更难为呵!瞿秋白打定了主意,毫不退缩,无所畏惧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答道:
  “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立定脚跟,侃侃而谈,使得王杰夫等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了这一次谈话。
  一次,王杰夫笑嘻嘻地对瞿秋白说:
  “我有一个假设,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瞿先
  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
  王杰夫寻思,这个设问可以试探瞿秋白是不是怕死,具有一针见血的威慑之力。他是相当得意的。
  瞿秋白看穿王杰夫意存讥讽,笑里藏刀,毅然答道:
  “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追悼会?!”
  陈建中急功近利,单刀直入地问道:
  “瞿先生,你是去香港再转往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
  瞿秋白对这个叛徒的愚蠢发问,愤然没有作答。
  一次,王杰夫换了一副面孔,一上来就摆着蛮横的架势问道:
  “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
  秋白同志听罢,只是一笑,他坦然答道:
  “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负责任!”
  王杰夫接着问道:
  “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一些的,请谈一谈。”
  对此,瞿秋白理也不理,拒绝回答。这次交锋,王杰夫败下阵来,但他仍然不死心。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又去见瞿秋白,说:
  “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长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一样诚心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学。”
  瞿秋白回答得毫不含糊:
  “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钱永健表面温和,实则威胁地说:
  “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
  王杰夫接着紧逼上来,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他说:
  “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受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沉思片刻,从容地说:
  “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这一席慷慨陈辞,说得满室敌特失色动颜,无话可答。王杰夫等人知道再谈下去,还有更严厉的抢白,只好偃旗息鼓而退。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饯行。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三十六师的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待?”
  第二天,王杰夫便引着众人,迳自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王杰夫和朱培璜后来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等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英特纳雄奈尔”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便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了。
  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
  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6月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象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十六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肃杀之气。早晨八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这时,宋希濂和三十六师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先后走到堂屋里来。三十六师煞有介事地举行了军法开庭宣判。宋希濂说:九时二十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他坦然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迫照。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珍贵的遗照上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出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当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青密。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巧午印。”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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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第四版。本书付梓前,看到《人民日报》1985年6月18日起连载三日的《为烈士辩诬》一文。这同该报五十年代刊登通信否定《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一样;所异者,这次否定的是《绝笔诗》。作者用心良苦,诚可感佩。我们一些同志有一种简单的思想方法,即好人必须绝对的好,连情感、个性,都不可不千人一面,否则,便一否了之。能够把瞿秋白狱中所写文字包括诗词,一古脑儿否定掉,自然免去了诠释之累。然而,我至今不解:瞿秋白的狱中诗词,包括《绝笔诗》,究竟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可怕?“心持半偈万缘空”,无非是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唐弢语)的诗化语言的表述。难道非要满腹诗文的瞿秋白去喊一声“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吗?至于某些回忆材料,只可供参考;他昨天那么说,今天这么说,叫人怎样完全相信他的话呢?
  ②笔者1979年夏长汀之行,两次由中山公园凉亭遗址步行至罗汉岭下瞿秋白就义地。边行边记步数、时间。中速行走,约需二十分钟。以瞿秋白当时的身体状况推算,至少要走四十分钟。
  ③当日,匪军张贴布告,内称:“凡民国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指瞿秋白)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数计,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福建民报》1935年7月7日第四版。


流芳万代

  瞿秋白殉难时,除万里转战途中的红军和西北苏区外,在白色恐怖下的黑暗中国当然不可能有悼念他的文字公开问世。
  1935年10月,鲁迅开始为瞿秋白编辑遗文集《海上述林》。直到逝世前夕,该书上卷由日本运到上海,他始终抱病怀痛,呕心沥血,把对敌人的仇恨、对战友的怀念融铸在这本书中。《海上述林》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怀霜”,即是全中国人民都在深沉地悼念瞿秋白。这是多么深刻的含义呵!
  1936年,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中文书,书名《殉国烈士瞿秋白》。编者在引言中说: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
  这本书集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即杨之华)以及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安南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英国共产党的悼文说:
  在英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以及光荣的红军将会替瞿秋白同志复仇的。当我们哀悼瞿秋白同志以及与他一同被害的其他同志之时,我们务须加紧斗争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瞿秋白流芳百世!
  共产国际代表的悼文,严厉地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写道: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们记住:红军今日对中国革命英雄——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英雄——的尸骨深表哀悼,而在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之下的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明天将给反革命的血腥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这两段文字,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对于瞿秋白牺牲的沉痛悼念之情,和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声援。
  瞿秋白就义十年以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再过十年,1955年6月18日,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的遗骨安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给予瞿秋白以崇高的评价。瞿秋白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这样的人物虽死犹生,百诬无损。他的名字将永昭史册,万代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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