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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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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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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国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先避居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由平山周陪同,在天津从日本商船登上日本军舰。而谭嗣同等人被杀,宣告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曾给予孙中山巨大帮助的宫崎寅藏,这一次又专程到香港,陪同康有为及弟子7人逃亡日本。10月20日,康有为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在东京会合,其生活费由日本政府提供(后改由进步党供给)。

  得知康、梁流亡日本的消息,孙中山马上请宫崎寅藏转达欲求一见的愿望。

  其实,孙中山很早就有了结交康有为的念头。两人同属广东人,最初都对现实社会抱着热切的改良愿望。康有为当时在广州讲学,喜欢读西方译本,经常在他的“万木草堂”推荐学生读《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以及《万国公法》等,并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而那时,孙中山也在挂牌行医,得知康有为有志于西学而想与他结交,遂托人转达此意,岂料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太过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1895年,孙中山与维新派有了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中山、衢云、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倡导设立农学会,也曾试图请康有为及其徒弟陈千秋等加入,但遭到康有为及其弟子的拒绝。

  1896年2月,兴中会成员谢缵泰在香港与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结识,当时,两人还畅谈两派联合救国之必要。不久,两人再一次会面,康广仁向谢缵泰解释说,兄长康有为并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那时康有为已因“公车上书”事件而名声大振,仍寄希望于清廷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深恐害怕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公然来往而遭致疑忌。

  到1898年夏秋间,得到光绪皇帝青睐的康有为正沉浸在他的“帝师”荣耀中,因为担心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攻击的炮弹,所以处处小心。当时,宫崎寅藏经人介绍认识了康派的人,“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作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作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康广仁虽然想和杨衢云见面,但随着其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牺牲,他和谢缵泰所主导的这一条联合之路就彻底失去了可能性。

  此次变法失败,康、梁流亡,让孙中山再一次看到了联手的希望。

  其实,孙派与康派虽然采取不同的救国道路,但他们有着合作的共同基础——无论孙中山还是康有为,都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效仿榜样,而且双方都在寻求日本支持。孙中山一直希望能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日本方面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希望康、孙能形成合作。

  听说康、梁两人抵达日本,孙中山马上通过宫崎寅藏向康有为表达欲赴东京拜访的意愿,但被康有为拒绝。此后,犬养毅又亲自出面,邀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4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碍于情面,康有为只好派梁启超去谈。

  当天,孙中山、陈少白和梁启超按约会晤,一直谈到天亮,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但等了两天,梁启超仍无音讯,孙中山于是派陈少白和平山周前往康有为住所,这一次,陈少白同时见到了康、梁二人,陈少白向康有为“痛言满清政府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而康有为则还对光绪皇帝不放弃最后的希望:“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双方辩论3小时,康有为仍坚持其立场。联合之事再一次化为泡影。

  康有为对孙中山避犹不及的态度,宫崎寅藏有很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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