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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铁甲元勋——大将许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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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光达 湖南长沙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一野第2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清涧城下,许光达对昔日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说:我念及与你同窗
  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发起了榆林战役。
  许光达当时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3纵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扫清敌外围据点高家堡。
  高家堡位于榆林东北方向,是从东面通往榆林的门户和必经之路,这里驻有敌军第86师的1个团和正个补训营。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3纵独2旅第36团攻击乔家堡,17团攻击高家堡,对团作为预备队。战斗开始后,敌人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阻住了解放军的攻势。尤其是17团,在扫清高家堡外围据点乔家滩时,遭受重挫,副团长和参谋长都负了伤。
  2旅旅长唐金龙急了,亲自跑到17团指挥所,命令团长组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并准备把预备队21团也用上。就在2旅旅长准备全力攻击时,许光达来到了17团指挥所。
  许光达问:“情况怎么样了?”
  唐金龙两眼喷火,叫道:“我和狗日的拼了!”说完就要带部队冲锋。
  久攻不下,乃兵家之大忌,孤注一掷必然遭受更大的伤亡。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光达头脑清醒,他对2旅旅长说道:必须改变打法,拼命强攻决不可能达到目的。乔家堡这个小钉子钉得紧,不好拔,就先不去拔它,去拔那个大钉子,大钉子一动,小钉子也会动摇。
  许光达又说,作战不要呆板地按照老的打法,先前沿,后纵深,层层剥皮,步步推进。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乔家堡,绕过它,大胆地去攻击高家堡呢?
  许光达的这番话,使部队官兵茅塞顿开。
  部队按照许光达的新战术,实施越点攻击,并以一部兵力控制了高家堡西山,从背后切断了敌人与榆林方向的联系。这一下,敌军果然吃不消了,于是派出代表,要求与我军谈判,交涉投降事宜。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高兴,敌人终于顶不住了,但是,当他得知我军在乔家堡只歼灭了敌人1个营,而乔家堡仍在敌人手中时,许光达沉思起来:两地敌人的兵力是4个营,乔家堡还在他们手中,战斗尚未见分晓,为什么就要急着投降?这里面肯定有鬼!敌军是在用缓兵之计,企图拖延时间,其目的一是调整战斗部署,二是等待榆林援兵。许光达立即将这一判断告诉唐金龙,叫其不要上当,为了周全起见,我军可以先礼后兵,限定时间,敌人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降,我们确保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如超过时间,我军即刻攻击。
  果然不出许光达所料,敌人并非真心投降。限定时间一过,许光达下令总攻开始,敌人拼死抵抗,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不支而败,我军顺利攻占了高家堡,并趁乔家堡敌人混乱之际,也将其占领。此役,在许光达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全歼守敌1个团又1个营,俘敌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莫、第258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余人。
  高家堡一仗,显示了许光达在作战指导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他不为传统的层层剥皮战术所局限,反对消耗战和盲目的蛮干,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作战的关节;在作战的敌情判断上,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敌军的假象所迷惑,通过战果统计和定量分析,辨别真伪,及时识破了敌军的阴谋,为作战胜利排除了障碍;在作战手段运用上,能以一部分兵力实施佯攻,吸引迷惑敌人,而以主力突然猛攻敌纵深的核心要点,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同时也击中了敌军的要害,为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许光达在一野中被人称之为“儒将”。这固然与他的“科班军官”的学历有关,同时也说明许光达作战善于谋略。“心战”是作战中一个制胜的重要手段。我国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最先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许光达吸取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精髓,在作战中善于把攻城与攻心相结合,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战绩。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3纵队兵临清涧城下。清涧位于延安与绥德之间,是咸榆公路的要冲,也是威胁我党中央腹地的一颗钉子。清涧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是廖昂,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分手20年后,两人重新在战场上面对面地较量了。作为攻方,许光达决定第一步扫清外围,控制城外的制高点,第二步则在第1纵队的配合下强攻清涧城。
  10月6日,外围作战打响。我军攻势猛烈,爆豆似的枪声打碎了晚秋的空寂。
  敌人的反击也很顽强,他们占据著有利地形,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军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到10月9日,外围作战任务基本完成。
  望着眼下处于平静状态的清涧城,许光达思忖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我军伤亡肯定要增大。在我军已处优势的情况下,许光达决定写封信给廖昂,晓以利害,劝他投降。若廖昂降,兵不刃血;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可以动摇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掏出纸笔,给廖昂写了这样一封信:

  廖昂兄:列夫无羔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也是B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看到许光达的这封信后,心里一阵惊悸。对于许光达,他是熟悉的,许光达外表虽文静,内心却极刚强。现在,他正指挥部队攻打清涧。廖昂在心里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的援军到来。怎么办呢?他拿不定主意。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又不甘心。廖昂的内心矛盾,又引起了部下的恐慌,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权衡着利弊。
  一个部下说:“我们还是接受共军的主张。放下武器吧!”
  另一个部下反驳:“那怎么行呢?投降有辱党国军人身分。”
  廖昂开始也在左右摇摆,后来得知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他又强硬起来,拒绝了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却因他的左右摇摆而散乱了军心,尽管廖昂后来严令抵抗,但许多人已无心恋战了。
  战场上,一封致敌方主帅的区区数言短信,其威力大大超过了成百上千发炮弹。
  廖昂没有投降,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许光达来到了17团。团长一见有些急了,紧忙跑过来:“司令员,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太危险!”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溅起的泥上落了他们一身。17团团长赶紧把许光达拉进团指挥所。
  经过一昼夜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迎面碰上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用手一指:“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抬起头,正是廖昂。
  许光达怎么能在俘虏群里一眼就认出穿上了士兵服装的廖昂呢?事后,许光达说:“尽管廖昂换上了士兵服,可是,黄埔军官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我老远就看出他了。”
  廖昂被带到指挥所,他站在许光达的面前,一言不发,沮丧中仍不乏傲气。
  许光达指着身旁的一个凳子:“坐!”
  廖昂迟疑了一下,坐下来。
  许光达掏出烟,自己点燃一支,也递给廖昂一支,平静地间:“我的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还死守?”
  “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
  稍许,许光达又说:“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咱们走的路不同,不过你的路走错了。”
  廖昂不服气地说:“你们的战法不正规。”
  许光达笑着问:“还有什么原因?”
  “如果援军早到,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许光达说:“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找胡宗南再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
  “不敢!不敢!”廖昂嗫嚅地说。
  “那好,你下去吧。”
  廖昂向许光达敬了一个礼,被带走了。

    2.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许光达胸中的子弹,于是他被送到
  苏联治疗并学习。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排列老五,小名又叫“五伢子”。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含辛茹苦,勤劳俭朴,使家庭境况虽不富裕却也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许光达的母亲因病早逝,他10岁那年,家中来了继母,在那个年代里,这使得许光达忍受着人间的冷眼和心酸而默默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湘乡大地的人们历来重仕,若不论历史功过,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王船山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即使是贫寒之家,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许光达的父亲虽然吝啬,但也尽为人之父之责,把儿子送进了学堂。到许光达能读书之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旧制废除,新制确立,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各地设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这样,许光达就进入了家乡的凤凰庙小学读书。
  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成熟得多。读书使他明理,他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理事的道理,尽管许多理论尚显肤浅。然而,吝啬的父亲认为许光达读了几年书,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去读书。当许光达读完初小后,其父不想让其再读书了。许光达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心中生闷气。难道自己就应该一辈子与泥土为伴吗?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继续读书?
  就在这时,许光达的大伯许长龄出面了。许长龄是个篾匠,整日里挑着篾匠担到各地做工,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见过的事也多。游历做工的闯荡,使他知道有学识的人才明理,有学识的人才能有出息。现在见弟弟不让侄子读书了,他很气愤。五伢子是个很聪明的娃儿,读书也用功,为什么停了他的学?许长龄回到萝卜冲,责问许子贵:
  “你这个抠煞鬼,伢子是去读书,不是败家,这点钱你也不愿出?”
  见弟弟固执己见,许长龄很生气,拍着胸脯说:“好!你不给,我给。我送讶子去上学!”于是,许光达在大伯的资助下,得以继续进入高小读书了。
  说不上许长龄有什么长远的目光,但他从现实的态度出发,觉得侄子将来如果有了出息,不就光宗耀祖了吗!他的这番苦心和爱心,成就了许光达,为新中国输送了一个将才,也为许家和萝卜冲的父老乡亲争了光。
  许光达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刻苦读书探究,学习成绩优异,1921年秋,许光达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当时的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宿费,每月十二三元。这一次,父亲许子贵没有再让儿子犯愁,而是爽快地说,“五伢子,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那是个大学堂,你好好去读书,钱嘛,我拿了。将来你能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也就行了。”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许光达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心酸。在父亲眼里,读书不是为了明理,更不是为了民族和大众,而只看到了儿子将会有光宗耀祖的前程了。
  父亲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许家的门面,才转变了原来的态度。但少年的许光达这时也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和大众而求知的信念,只是想为了做一个明理而有用的人。他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父亲,然后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20世纪20年代,长沙是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的环境,新的大地,新的社会气氛,使许光达不仅仅埋头于书的海洋,而且走出了书斋,进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许光达的人生道路上,长沙师范学校的国文老师曹典琦是他重要的引路人。曹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启发开导了许光达,使他对许多以往不解的社会问题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曹先生介绍许光达参加国事讨论会,使他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当他把目光由书斋转向社会时,曹先生向他推荐了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和书籍,使他开始接触和吸取革命思想。
  192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已满的旅顺口,全中国掀起了反日热潮,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展开反日斗争。6月1日,一艘日本商船抵靠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即派人前往检查,看是否有日货下卸。长沙市民、学生数千人同时聚集码头,以示支持“后援会”检查人员。日船拒绝检查,导致冲突。押船的日本士兵向码头人群开枪射击,打死学生2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次日,愤怒的学生举行集会,抬着被打死的学生尸体游行示威。
  眼见自己的学友和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残害,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许光达,也走上了长沙街头,与同学们组成讲演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六·一惨案”的真相,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领人到处散发传单,与同学一起到当时的省政府门前请愿。然而,反动的军阀政府回答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木棍,许光达头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大包。这也使他彻悟到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才是有志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许光达成熟了。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沉,寒风凛冽,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是他的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许光达深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毫无目的的,但心中又不知真意,不觉有些惊讶。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更觉惊讶。他知道,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那里不仅有国民革命政府,更是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那里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自己去那里做什么工作呢?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曹先生问许光达,不等他开口,又继续说道:“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自己将去广州,而且是进黄埔军校学习,这可是自己曾经想过却又认为是幻想的事啊!
  许光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曹先生家的,也没有多想自己将从一个书生变成军人。他回到宿舍,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雨声,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他知道特别喜爱自己的大伯许长龄肯定会来学校找他回家过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
  他知道大伯肯定能理解他上军校的举动。
  第二天,许光达与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当然,通过考试对于许光达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初到广州的许光达,为广东表面上团结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心中构想着革命胜利到来时的景象。然而,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就在他到广州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挑起了一件件事端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一次反共的浪潮。身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利用自己的职务,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刚入军校学习的许光达当时还无法了解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中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埋头于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星期六,他都要过组织生活,和其他学员一道徒步进城,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或听周恩来、挥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形势报告,或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他还在校内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和刘少奇的报告,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的形势和社会问题。而在知识层面上,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社会阅历,有了成熟思维。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
  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后卫,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
  75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许光达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初到这个排,战士们对这位文静秀气的读书人并不服气。“排长像个大姑娘似的,到师里当书记官还差不多,带咱们打仗怕是不行。”排里的神枪手刘桂成撇撇嘴说。
  因为许光达长得面嫩,所以一些老兵背后里叫他“娃儿排长”。
  许光达并不计较这些,他知道要想让部下信服,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不久,75团接到了攻占会昌城一带高地的任务。许光达排是连里的尖刀排。他身先士卒,涉水过河,占领有利地形。冲锋中,战士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迅速逼近敌人。可是,刘桂成不管这一套,自信枪打得准,一味猛冲。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已被许光达推到了岩石下,只见许光达倚在岩石上一扬手,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
  刘桂成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排长,从心里不由自主地佩服起这位真正的神枪手来。
  许光达在会昌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也让上级颇为赏识。过了几天,营长来到许光达所在的连,宣布上级的命令:“经团长批准,由许光达代理连长。你们不是叫他‘娃儿排长’吗?现在他升任‘娃儿连长’了。”
  于是,许光达又有了“娃儿连长”的雅号。
  会昌激战后,起义部队南下粤东。在三河坝激战中,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旁爆炸,他负伤了,只好离开部队到当地的农户家中养伤。伤好后,他跋山涉水寻找部队,一路寻去,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部队里,他很快显示出自已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2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2军团受命配合1军团。3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
  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1931年5月,红2军团整编,许光达担任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又一次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
  不久,许光达又任8师师长,在一次作战中再度负伤。这次伤得很重,子弹击中胸部,离心脏很近。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他胸中的子弹,湘鄂西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
  可是当许光达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使许光达不能在上海安全地动手术。此时,中央正准备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于是,许光达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
  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在莫斯科,许光达治好了枪伤,然后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的苏联,国内形势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发展迅猛的时期。许光达的生活自然比国内优越得多。他心中虽然挂念国内的革命和浴血奋战的战友,但既然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假期之中,他与中国同学前往苏联农村,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在空余时间,许光达就去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漫步莫斯科街头,看着那雄伟而又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体味着异国风情,许光达心中浮想联翩: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列宁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此奋斗不息,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要学好军事知识。
  然而苏联方面却不允许中国学员们参观兵工厂,许光达原来学的是炮兵,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坦克制造厂、战车制造厂、制炮厂等工厂去考察一番,却是一筹莫展。苏联方面甚至禁止苏联军人与中国学员私下接触。
  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图书馆的书也不许外带,不许做笔记。许光达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好在他年纪尚轻,记忆力好,他尽可能把有用的知识往脑袋里装。尤其是那些涉及军事知识和武器装备的书籍和刊物,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理解并大致记住。
  1936年秋,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原又是学炮兵的,自然被选调到东方大学学习。有心之人遇所好之事,当全心钻研。苏联红军建设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且经过国内战争培养出一大批军事家,这一次苏联党有心为中国红军培养一批懂得机械化军事的人才,派出一批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来给中国学员授课。虽然苏联的军事科技较为发达,但许光达已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在中国学员中,他接受得比较快,也学得比较好。许光达不仅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的结构原理,更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
  对于坦克兵的作战技术和战术,许光达格外感兴趣。坦克作为一种新型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出现于战场,在一些军事强国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以往许光达只是从一些教学图片中看到它在战场上的威力和作用,现在面对面地亲手操纵这种现代化的庞然大物,他怎能不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深知装甲兵这一兵种中国红军现在没有,但以后必然会有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许光达孜孜不倦地钻研于其中。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党组织完全处于王明的控制之下,王明封锁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使得许光达和其他同志对王明行为愈来愈不满,许光达作为党支部书记,找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反映学员们的共同心声。许光达的行为,按规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王明却斥责许光达,认为他这是有意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并将许光达隔离审查,中断了他的学习。这使得许光达极其愤怒。几个月后,他回到了中国。
  1938年1月,经长途辗转,许光达到达延安。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即已知道毛泽东,并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更闻知毛泽东的创造和才能,但一直未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无缘相见。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许光达这批“留苏人才”,许光达这才了却多年心愿。
  一见面,毛泽东便说:“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噢!”
  在询问了许光达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又寄语式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注意到他的这位温文儒雅双重硬学历(黄埔军校及留苏学习)老乡,并有意培养提携。
  不久,许光达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193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
  黄土高原之上,千山万壑之中,抗日军政大学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注目、寄以厚望的地方。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多少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在这群英毕至的地方,许光达既是教官又是学员。他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战友那里学习自己缺乏的东西,又把自己从黄埔军校和苏联学来的理论教授给学员。既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讲授战术学等军事理论课程。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移驻晋东南,在延安则筹建抗大第三分校。7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在做好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许光达积极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此时,他已不仅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个逐渐掌握战争艺术的思想者了。1941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随后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3.宜川城下,许光达指挥部队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援
  兵慢来就急打。他说这叫“活捉老狼”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另有董钊的1个师,刘戡的5个旅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当中。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在8月16日那天的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
  彭德怀马上电告党中央,他准备派许光达率领3纵,前来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
  行军途中,许光达把各旅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边走边交代任务。大家的心情万分焦急,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众人看出,许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司令员最紧张的一次。
  许光达怎么会不紧张呢?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8月17日,3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向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1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馆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
  彭德怀摆出这样的布阵:
  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指挥的2纵等4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
  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敌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5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这山梁的一个避雨处,架着电台的天线。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灼热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往各自的指挥部跑去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在阵地在,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8月18日上午,3纵的独5旅及绥德军分区警4团、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其他部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3个旅。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3纵顶住了敌人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敌未能前进一步。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敌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其处境却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却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我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彭德怀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全军将士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
  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由南路北上的敌第29军军长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
  然而刘戡说得轻巧,他碰上了一个战场上的硬手,这就是许光达。刘戡3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不仅如此,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着实惊出刘戡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以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进展。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36师,只能孤军作战,最终覆灭了。
  而当敌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我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率领的3纵在这场胜利中功不可没。若说侧水侧敌,主要是指许光达的3纵。在阻击作战中,许光达敢于打破常规,以惊人的胆略背水作战,侧水侧敌,从而出敌不意。许光达敢于冒险,又善于冒险,他并不是与敌硬拼,而是以少量兵力摆在阵地上与敌人抗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持续不断地增加防御力量和韧性,终于以少胜多,保障了阻击任务的完成。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9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1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1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2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1个旅又2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1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决定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转入外线,向南进攻,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集团,首先歼灭咸阳、延安一线敌军有生力量,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作战。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我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
  战法很明确,就是“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总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许光达条理清晰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第二,宜川战略地位比较重要,是陕西东部的重镇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敌我的必争之地。敌军守住它,就可钳制和阻止我军南下。我军夺取它,就可由东路南下直插敌之腹地,威胁西安。所以,宜川是敌必救之地,也是我必攻之点。而我围攻宜川时,切勿急克,这样才能调动刘戡来援,以实现攻其必救、引蛇出洞的战役目的。
  第三,我军围攻宜川后,根据这里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刘戡增援的方向及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此路敌需翻山越岭,行动缓慢;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虽然要经过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窄道,易遭我伏击,但它距离最近,又是公路,便于机动,解宜川之围最快,敌人很可能走这一条路;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石堡)至宜川。这条路援军最安全,但路程比第二条路远两倍,援宜川时间长。综合起来看,刘戡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要重点做好敌人从第二条路来打的准备,主力应重点部署在第二条路上,同时也要做好在第一、第三条路上打击来援之敌的预案。
  许光达还主动提出,为保障战役周密完善,他指挥的第3纵队,在完成攻城任务的前提下,抽出1个旅作为机动预备队,用在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两个阻援的方向上,由他来补这个空,以防意外,保障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用于打援。
  许光达的这些真知灼见,当即受到了彭德怀的赞许和肯定,对我军宜川——瓦子街战役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在具体的战役组织指挥中,怎样才能实现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确定的“围直打援”的作战方针,把摆在洛川、黄陵一线的刘戡的第29军引诱出来消灭,而又不让宜川之敌跑掉呢?
  许光达认为,要两头俱胜,需要动脑筋、用计谋。他说:“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逼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敌第24旅旅长)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急慢相兼,引蛇出洞。他用“活捉老狼”的办法为例,形象地说明这一谋略的奥秘:有经验的猎人活捉老狼的办法是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打死了,老狼也就不来了。
  许光达的这一着果然十分灵验。2月22日,我军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该城周围敌之地方武装,孤立了宜川。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积极展开猛烈的进攻。至对日先后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了敌战术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压缩于城内。面对着我军凶猛的攻势,宜川守敌惊恐万状,频频向胡宗南告急求救。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命令宜川守军死守待援,又急令刘减率整编第29军2个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蛇终于出洞了,我军战役的第一步基本达成。
  接着,我军继续猛攻宜川,迫使宜川守敌拼命呼救,胡宗南死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促使刘戡率部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当敌完全上钩后,我军即以5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同时集中主力9个旅,以伏击态势突然包围了刘戡援军。当主战场转至歼灭瓦子街之敌援军时,许光达命令围宜部队暂缓总攻,一方面加强防御,以防两部敌军突围汇合或逃跑,另一方面做好总攻的准备。
  瓦子街的枪声渐渐停息,彭德怀打电话给许光达:“现在,应该收拾狼娃子了!”
  “好!”许光达回答得很干脆。
  在宜川城周围的制高点中,惟有内六郎山和风翅山地势险要,而两山中,内七郎山更为险峻。此山并不高,海拔仅300余米,但背倚城墙,山壁如削,自古就有“七郎一条路”的说法。这条路藏在山肚子里,是条曲里拐弯的暗道,山顶有洞口,敌24旅的炮兵阵地、弹药仓库都在山顶上。
  许光达指挥21团首先从小北门突入宜川城,冲到内七郎山下,但几次强攻都没有接近山下的暗道洞口。19团从西门进城后用云梯登山,也受到猛烈的火力压制。
  许光达于是命令部队:不要硬攻,寻机智取。
  21团2营4连在冯副营长带领下,化装成蒋军朝着内七郎山摸去,他们连闯数道防线,一直摸到山顶,等到敌人指挥所发现情况不妙时,手榴弹已经扔了进来……
  内六郎山得手了,与此同时,第6纵队也攻入城内。
  冯副营长居高远眺,只见凤翅山蒋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疯狂地不停地扫射,压制着我军。他便对刚刚举手投降的敌炮兵下达命令:“目标凤翅山,装弹!”
  这些连青天白日帽花还没有摘掉的国民党炮兵,立刻进行计算、瞄准、装弹,然后在冯副营长的口令声中,炮弹出膛,准确地在凤翅山爆炸。
  内七郎山和凤翅山的陷落,使敌24旅旅长张汉初陷入困境。本来,胡宗南要他坚持一星期,可到了3月1日,又让他突围。张汉初想突围为时已晚,解放军已经完成围城部署。
  部队带不出去,他就想个人逃脱。他让勤务兵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放下来,不料由于天气冷,勤务兵的手冻麻木了,绳子放到中途脱手,他一下跌到坚实地上,腰摔坏了。勤务兵跳下城墙后,搀扶着他继续逃离。然而最终还是没逃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张汉初被带到了许光达面前,许光达见张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让他坐到炭火前取暖。待他身子暖和过来,许光达才问:“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钓鱼式的打法?”
  张汉初苦笑地回答:“我们明知这是你们布置的口袋,又不得不钻。”
  许光达哈哈大笑:“你说了实话。你们胡长官也服从我们的调动!”
  瓦子街——宜川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约3万人,实现了我军的预定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我军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4.选谁出任装甲兵司令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许
  光达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啃过黑面包,这样的“出身”,在解放军将领
  中并不多见

  1949年冬,许光达奉命随彭德怀进京,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许光达这一次是带着妻子和儿子一同进京的,原意是想借此北京之行,一家人闲暇之时游览一番古都北京。他已准备把后半辈子献给大西北,扎根大西北了。
  许光达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行业都需要人去抓。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聚集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马却得重组。新中国的外交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许光达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对外交事务是外行,能否胜任很难说,他还是希望在军队工作,为军队的机械化出点力。当然,作为一名党员,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因为解放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所以,当周恩来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时,许光达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留在了部队,后来成为大将。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装甲兵的建设,认为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它能够减少或避免核爆炸的影响和充分利用核突击的效果,在进攻和防御中有效地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因此在未来战争的陆地交战中,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又是迫不及待需要建设的。
  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他的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另外,许光达勤奋好学,这也是毛泽东颇为喜欢的。
  一天,彭德怀邀请许光达一家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对许光达说:
  “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人用其才,才能尽其力。彭德怀的建议正合许光达的心愿,许光达岂有不愿之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对彭德怀说:“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新中国的装甲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其中凝聚了许光达的多少心血!许光达当上装甲兵司令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建立基地,锻炼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许光达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之父”,实不为过。
  万事开头难。许光达受命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总部机关时,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办公地点,住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坦克数量很少,并且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装甲兵部队迅速搞起来呢?这是摆在许光达面前的一项艰巨工作。
  他没有畏难,他把各军区的坦克部队的领导找来,彻夜长谈,反复研究,从中找出两个急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整编现有的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
  创业是艰难的。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大队,但要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确实太多,甚至难到连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许光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首先,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把原各军区的坦克大队集中起来,整编为3个战车师,并陆续新组建3个坦克团,许光达满怀信心地展开了工作。1950年9月,在许光达的筹措和努力下,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成立。10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中,提出计划在三年内建立一支拥有1000辆坦克的摩托装甲部队。
  具体地说,就是要组建11个坦克旅,每个军区建立坦克兵司令部,建立3个中心修理基地(工厂),3个中心仓库,1个坦克学校,1个坦克训练基地。
  许光达亲自下到部队搞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苏军资料,并组织研究制定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及独立坦克营三种编制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许光达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装甲兵部队体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1月,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行列中。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等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同密的布置。1951年4月,为了解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及战场技术保障情况,许光达又亲自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新中国弱小的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和考验。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是许光达在装甲兵部队建设中的一项主要工作。1951年9月1日,在许光达的努力下,第一战车学校正式成立,两年后这所学校改称为第一坦克学校,校址在天津。建校之时,从校址的选定,设备的购置,教师的配备,到课程的设置,无不凝结着许光达的心血和汗水。
  1952年5月,许光达又以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设立了第二战车学校。学校下辖4个学员大队,1个教练大队。全校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尔后,许光达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1952年9月1日,在第一战车学校成立1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
  许光达给当时的坦克学校制订了校风规则:
  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
  多年来,装甲兵诸多学校始终以许光达制订的这4条为办学方针。
  1955年9月,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氧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部队的工作。
  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我军干部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许光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向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这个口号抓住了我军装甲兵建设的核心。许光达不仅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带头学习坦克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国的装甲兵部队和其他兄弟兵种比较起来,还很年轻,无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都还很差,必须继续认真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切有用经验,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探索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和使用,进一步提高各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许光达深知,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改善坦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他在中央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积极组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新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正是由于许光达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努力,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并封锁了所有技术和原材料供应之后,中国很快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了59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等以及配套车辆。
  装甲兵的建设,成了许光达醉心的一项事业。我军装甲兵的《车场勤务条令》《驾驶教范》《射击教程》《内务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都包含着许光达的心血!许光达总是对身边的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的口号,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走在前面。
  在坦克训练基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下基层来视察工作的许光达钻进像蒸笼一样的苏式坦克里学习驾驶坦克。有人劝他说:“你是司令员,那么大年岁了,还钻到坦克里干嘛?”
  许光达笑着回答:“装甲兵司令员,不会驾驶坦克,能当司令员吗?学习驾驶坦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坦克的构造、性能和威力,这样才能有话说。否则,外行领导内行,人家不会真心服你,你也就做不好工作,那样我怎么向党交差呀?”
  苏式坦克笨重的操纵杆,拉起来有几十斤重,年轻人都感到吃力,更何况许光达已是50开外的人了。但是,许光达并不是做做样子,他是真学真练,就这样,他终于完全学会了驾驶坦克。
  许光达能够亲自驾驶坦克了,于是他要求装甲兵的指挥员一律要上车,学会驾驶坦克。在他的带动下,所有装甲兵部队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合格的坦克驾驶员。
  1958年夏天,许光达到南方视察。随行人员告诉他,试制的国产坦克正在这里作高温条件下的破坏性试验,以便取得需要的数据。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兴冲冲地赶到了试验现场,看着、摸着坦克,许光达就像母亲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婴儿,脸上满是笑容。多么不容易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坦克!
  许光达想登上坦克亲自驾驶,试验员和陪同人员都极力劝阻,这怎么行?南方的夏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人在车外都感到酷热难忍,许光达那么大年龄怎么能受得了坦克舱内的高温啊?更何况,这是试制坦克,性能不稳定,而且现在又是做破坏性试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司令员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陪同人员极力劝许光达不要试,要试等以后新车定型后再试。
  许光达却轻松地说:“没关系,我这个司令员亲自摸一下国产新坦克的性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定型新车不是也有点帮助吗?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会儿,你们当中谁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许光达钻进了坦克。
  坦克发动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隆隆朝前方冲去……
  许光达驾驶着坦克,亲身体验了国产坦克的各种性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他脸色发白、挥汗如雨地钻出驾驶舱时,兴奋地喊叫起来。而其他人那一直悬吊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59年10月1日,当许光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自己熟悉的坦克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他满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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