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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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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顺大暴动,重庆大屠杀,刘伯承困守孤城40天,壮举令国人惊骇。泸城失守,总指挥缒城而下,一路上历经万险。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1986年12月,笔者随萧克老将军前往四川泸州,参加纪念泸州起义60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古城,对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首起暴动给予了多么深沉的怀念,多么崇高的评价。萧克老将军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史、军史研究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老人家亲临泸州,察看了古城墙、龙透关等地,累累弹痕,仍印在断壁残垣上。在研究大量史实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萧老深思熟虑地说:泸州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说得何等好啊!当人们亲临酒香飘溢的泸州,看着古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便可搜寻到刘伯承固守泸州的这一段秘史。
  日历倒回到1927年,准确地说是元月20日。刘伯承以川军各路总指挥的身份到达泸州城。
  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州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混乱状态。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界,到顺庆集中,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会合。可是,泸州的几位起义军首领不肯开拔。陈毅以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劝说,竟遭到陈兰亭等人的嘲笑,说什么“洋学生不懂军爷们的事”。后来,又借口联系行军路线问题,让陈毅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
  原来,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泸州的金饭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那每月8万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仍按兵不动。12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往泸州,代表总指挥鞭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拔,结果还是调不动。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准备拉部队入伙。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混乱状态,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木难支。这些连锁反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沙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命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
  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
                         总指挥 刘伯承
                      中华民国16年1月24日
  首先,刘伯承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总指挥为融洽各司令起见,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同商议泸州大事。并设立精于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泸县各机关右派人员均已撤换,左派在此势力极力扩充。”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警察局长一职,刘总指挥委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良分子,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
  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主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这些对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像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后来,中共中央又加派了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每星期作纪念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沙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一段时间里,泸州像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处力量。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刘伯承,刘伯承,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整百姓,匪梳兵篦害好人。
    刘将军急切为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最公平。
    昨日军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队伍,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伯承。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当年的刘伯温。
  革命的泸州,早就成了刘湘等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在泸顺起事之初,反动军阀刘湘就坐镇重庆,暗地指使军阀们先镇压顺庆起义军。本来急欲南下,荡平泸州,但迫于当时形势,还不敢立即兴师。待到刘伯承从他鼻子下潜赴泸州,刘湘深感后患无穷,终日里坐卧不安。凭着反革命嗅觉,刘湘敏锐地感到:刘伯承等不只是打国民革命的旗帜,而是要拉“赤化”的武装,闯共产党的天下。
  素来老成抑郁、轻不外露的刘湘,表面上仍与莲花池省党部虚应故事,私下却唆使反动分子造谣煽惑,肆意攻击。当时,武汉政府迟迟未发表泸顺起义军番号,刘湘等就趁机诬蔑,百般低毁,说泸顺起义是“背叛长官的兵变”、“互相火并的内讧”,咒骂起义军为“匪兵”、“逆贼”。整个重庆阴霾密布,“反共”、“讨赤”的喧噪,一时甚嚣尘上。重庆对岸的团阀曹燮阳、申文英、卢汉臣等,以刘湘为后台老板,组织所谓“讨赤军”,石青阳、王陵基、蓝文彬等刘湘的亲信,参与擘划一切。连日来,市面上出现许多“反共反赤”、“拥护蒋总司令”的传单、标语。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密派向育仁、吕超返川,与刘湘等策划于密室。3月19日,吕超向蒋介石发出密电,称:“铣(16)日抵渝,刻正与甫澄(刘湘)德祥(赖心辉)商洽一切。旬日内拟赴省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各军长会晤。现查各军颇有觉悟。关于工作,亦努力进行。务请时踢方略,俾有遵循。”3月23日,蒋介石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同时,由刘湘军部传出消息,说莲花池都是共产党,故莲花池党部的人可杀。蒋介石要刘湘在最近以任何手段解决重庆党部,解决川省革命或比较革命的军队,以便将来助蒋扑灭武汉中央,统一中国于蒋介石之下,刘湘可作第一功臣。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湘的反革命行径还有所顾忌,那么,到了这时,刘湘则赤膊上阵,对革命人民大开杀戒,有计划、有步骤地捕杀革命领导者和左派人士,成为进而围剿泸州起义军的急先锋,并蓄意把四川变成蒋介石制造惨案,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场。
  中共重庆地委为了回击刘湘等人掀起的反共逆流,维护泸顺起义的革命旗帜,充分利用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川中各界积极进行工作,宣传泸顺起义的正义性和革命意义,巧妙地与刘湘等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一个市民大会,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事先,大会筹备处曾向刘湘打过招呼,并通告警厅和卫戍司令部(司令王陵基)。
  上午9时,数万群众有秩序地分路到“打枪坝”会场集合。3万多人陆续聚集在一起,满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等待着大会开始。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程秉渊(工委书记)、黄慕颜、陈达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王陵基预先布置好的便衣打手,早已混入人群,裹甲以等。会场的进出口,被层层堵断,附近巷口均有重兵埋伏。城墙上下排满了穿便衣的打手,其中有蒋介石近期派来的20多名党棍、特务,被收买的流氓、地痞,还有巴县的反动团练士兵等等,共计数百人。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则在会场一侧高地——“五福官”调度一切,指挥屠杀。
  11时许,大会还未开始,进口处就排枪齐放。在门口维护秩序的数名童子军应声倒地。顿时,场内骚动起来。杨闇公等在主席台上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乱。在稍得一刻安静之后,场外预伏的一大群凶手冲进来,连声狂喊“杀呀!”“打呀!”场内埋伏者四起响应,刀枪棍棒向群众身上击去。3万多无辜群众处于四面洗屠之中,呼天喊地叫父母的凄惨声和豺狼的打、杀声交杂在一起。面对着反动派有预谋的屠杀,人们猝不及防,争相奔逃。冲出大门的,又被躲在巷口的士兵击倒;跌入水池的,或被淹死域被当作“活靶子”打死;跳下数丈高城墙的,多被摔死、跌伤,侥幸者又遭便衣的毒手。靠近城墙的斜坡上,死尸堆积,有工人、学生、商人,尤以女生和小学生惨死最多。事后统计,死者200余人,伤者700人以上。而刘湘反动当局,却将事先印好的布告满城张贴,说是“工学冲突”造成的悲剧。
  在“打枪坝”屠杀的同时,刘湘又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巴县中学等地进行搜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求一网打尽。
  整个重庆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会场遇难。陈达三父子被枪杀于五福宫前。冉钧被枪杀在蜈蚣岭,又遭剖尸敲齿,连金牙也被歹徒砸去。左派人士漆南薰,也被当作“共党”逮捕,遭到割舌、剔牙、破腹,尸体被劈成数段,抛弃路旁。杨闇公被捕后,刽子手极其残暴地割下他的舌头,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3弹而亡,情形更为惨烈。接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傅烈、穆清、刘愿安、袁诗尧、向希平、程优声、黄中元等也都先后被川中反动派杀害。当时的《民力日报》说:“‘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白色恐怖,弥漫全川。
  “三·三一”惨案震惊中外,刘湘等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却受到蒋介石等国内外反动派的嘉奖。实际上,“三·三一”惨案是“四·一二”大屠杀的预演。
  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正是蒋介石和旧军阀互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血泊之中。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共重庆地委的重担自然落到刘伯承等人的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移到泸州。
  为声讨刘湘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泸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坝大校场,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新旧军阀相互勾结,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会上,刘伯承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演讲,他严峻地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含恨讨还血债,找蒋介石、刘湘算帐。
  会后,刘伯承领衔发出讨伐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檄文,文中写道:
    “(衔略)钧鉴,此次英美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重酿洗劫,重庆市民
  集合群众,于3月31日为反帝运动,稍有人性,皆同义愤,乃二十一军军长
  刘湘,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暨王陵基、蓝文彬等甘心为帝国主义者之鹰犬,
  视民众如寇仇,竟于是日派遣重兵大肆屠戮,城内则各街堵截,城外复遍布
  哨兵。逃匿无方,呼号震地,无问男女,悉饷刀枪。尤可痛者,搜获党中同
  志,如监察委员陈达三,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漆南薰等,先施以挖眼
  割舌,再继以剖腹剜肠。当场死者300人,伤者数千余众,而因伤致死及失
  踪无著者,尚不知凡几。且捣毁各级党部,并及学校报馆,竟光不足,数日
  大索城中,杨闇公化装仍不能逃,邓刚伤危难免饮刃,更复搜杀冉钧等十余
  人。而购线密捕同志之令,迄今行之尤厉。黄巢闯献,无此狠毒,山林野兽,
  莫喻凶残,诚并世所无之惨动,中外震惊之叛乱,不谓青天白日革命旗帜之
  下,而竟有此别具肝肺之亡国妖孽也!至其善后之谋,则惟通电厚诬党部及
  群众为共产赤化,以欺饰其罪,而不知天下之耳目之未可尽掩。且倒行逆施,
  于中央委任组织川政府委员已明令发表之后,而其扩大反动局面之企图,今
  进行日亟,徒以伯承等驻泸为其障碍,乃集其暴力突于4月13日向我围攻,
  其意盖欲递次根本摧残革命势力,以遂其率兽食人之私,伯承等不过适当其
  首耳。伯承等献身党国,十有余年,百战艰难,牺牲何惧!此种叛逆禽兽,
  早思食其内而寝其皮,何幸豺虎自来,无劳猎者远涉。官兵士卒,万众一心,
  誓与周旋,项踵无吝。城存则存,城亡则亡,正义所趋,毫无反顾。惟望我
  中央政府,大张挞伐。各方同志,投袂而兴,歼兽性之元凶,头悬太白,吊
  成仁之先烈,笑慰九泉,匪惟革命与反革命之化分,且共诸君子为效原之大
  猎耳!诸志疾恶如仇,习同此理,伯承等誓竭弩钝,谨待班师,磨盾陈词,
  估维亮察。”
  刘湘在重庆等地实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乘着蒋介石的“清党”毒焰,气势汹汹地向泸州进逼。原先曾一度投机过革命的大小军阀,这时也加人到反动的“神圣同盟”,在蒋介石反共的大纛下麇集起来,一哄而上,趁火打劫。
  1927年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一起,隔沱江窥视起义军。刘湘部李雅材师进驻立石站一带。罗伟师进驻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占胡市一带。黔军中的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线。这样,刘湘、赖心辉等反动军队很快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
  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面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和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利用泸州的天然地势据险防守,待形势发展,相机而动。因为在当时武汉虽然出现混乱。但国民政府依然发号施令,曾设想过派兵入川援助泸州或接应革命军转战川陕边区、会师武汉,然后再继续北伐或东征讨蒋的计划。后来,局势日趋严重,遂又改令,“刘伯承就近讨伐刘湘”,进行牵制,以防数万川军东出援蒋,压迫武汉。刘伯承率泸州义军直接或间接地拖住川军十余万人,对保卫武汉政府的安全,曾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驻在万县的杨森,为争做巴蜀霸主,曾试图借起义军力量合围重庆,直捣刘湘巢穴,这也是刘伯承、朱德利用川军矛盾,创造新局面的又一策略。然而,当时杨森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投向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朱德被迫于1927年3月乘轮东下,前往武汉。刘伯承在泸州没有得到这一消息。以至有一段时间,泸州起义军仍然以“打到重庆去”作为一个战斗口号。
  1927年4月间,在刘伯承和起义军面前,形势的确极为严重。首先是军阀赖心辉出任所谓“川黔联军总指挥”,卷土重来,企图夺回泸州,消灭起义军。这时,“联军”的进攻态势是;刘湘部李雅材师进据小市一线,赖部马昆出师占兰田坝,黔军毛光翔师占沙湾,刘文辉部张仲明旅进抵龙透关。自联军占领大河沙湾、兰田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沦岸诸地后,大小河(即长江、沱江)封渡。刘湘总计调动了28个团的兵力,加上团阀肖镇南的数千名地主武装,号称10万人马(实有7万多人),比起义军兵力约大10倍。整个泸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赖心辉亲赴前线,设总指挥部于兰田坝,自以为拥数万之军,可一鼓作气攻克沙州。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凭借泸州三面环水的天然地势,坚守泸城。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守城部署:
  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
  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
  第六路史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江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两江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军民同仇敌忾,入城死守,异常严密。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会津门也用铁条封锁,不准普通人行走;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3挺,大炮1尊,会津门机关枪亚挺。钟山安设大炮5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20余层。城内各街口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一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我党在军中的政工人员就以古时将领守关抗敌的故事,阐述“众志成城”的新含义,鼓励官兵坚持革命,团结战斗,奋勇杀敌。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义军官兵的英勇抵抗,败阵而逃。
  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打开泸州大门。起义军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至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总指挥部在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潜伏以待。
  第二天拂晚,当敌军“敢死队”耀武扬威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许多士兵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勇士们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3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所谓“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敌军在遭到惨败的情况下,赖心辉又飞电急调刘慕贤赶赴前方指挥作战。此人早年曾任熊克武督军署军务处长,与刘伯承共事多年,后到第二混成旅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斗谋,人称“刘大胡子”。但刘慕贤心地狭窄,不但不“慕贤”,反倒嫉贤妒能,睥睨一切。往日曾试图与刘伯承一争高下,这次又当起军阀们的“马前卒”,杀气腾腾地到泸州,想显一显“身手”。
  此时已属初春时节,春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像是邀游大海的蚊龙。刘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但赖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4月30日午后,小市赖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批把沟3路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沙州之势。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命冲上来的20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当时的战地报道替刘慕贤哀叹道:“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
  正在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令后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的种种困难和新问题。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泸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到革命遭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理由,盯住陈兰亭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起到稳定作用。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又入城劝降,陈兰亭终于暗中应允。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还能冲锋在前,不怕困苦。但此人名位权欲熏心,一看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方面倾斜,与之打得火热,最后也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泸州方面原来“夹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等待支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透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袁品文附议说:“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因这一时期江水猛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来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刘伯承强调,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撤退方向是向武汉靠拢,各部应立即做好准备,究竟走哪一条路线,最后按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在城里,陈兰亭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品文处试探。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的时候,对袁品文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与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城围。陈兰亭、皮光泽已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此时颇具正义感,严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几天,《革新通信社》在外间披露:“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的骇人消息。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佐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士兵和群众,在泸顺起义以来的100多天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初步有了革命的信念。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敬重和佩服。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霜,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应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请求:“只要你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把三个鬼(指袁、陈、皮)干掉!”
  在当时,如采取断然措施,可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营。但军队的素质,却非一日之功所能改造。整个革命的形势,也不可能立即扭转。相反,若贸然从事,反倒会招致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大敌当前,如对他们断然处置,必将被敌人所利用,给革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失。刘伯承临危不惧,深谋远虑,极为冷静地说。“革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刘湘对泸州军民恨之入骨,对刘伯承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以5万元巨额,到处通缉悬赏刘伯承。同时,邀集各路联军,于5月中旬在连鱼洞密议,召开分赃会议。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刘湘于5月21日发布对沙州的“总攻击令”。集中全部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疯狂进攻,镇压泸州革命。
  但是,当联军团团围攻沙城的布阵中在况场与龙透关交界地区,却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隙。原来是在这里布兵的刘文辉部张仲明旅长按兵不动。
  刘文辉因仰慕刘伯承的才华,这时也利用大军压境的优势,私下派人进城“谈判”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当所谓“谈判代表”前来诱降的时候,刘伯承正气凛然地对左右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说后,命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党内同志和左派人士,见总指挥处境非常危险,纷纷劝说刘伯承转移,以免“玉石俱焚”。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顾全沙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决定分头进行撤退。首先,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目标大的左派人士,以各种名义差遣出城,有组织地先行疏散,又将地下工作布置妥当,做到隐蔽精干。然后,从容地召集营以上官佐讲话,强调沙州起义的正义性,褒奖全体军民坚守护城,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跟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作斗争的壮烈之举。教育起义军官兵认识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发扬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他庄严地宣告说:“泸州弹丸之地,我国民革命军抵抗数万军阀队伍,坚定40余日,足以自豪矣!”
  1927年5月16日傍晚(即农历4月16日),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的临时指挥所(凉棚)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出走。
  泸州顺庆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167天(顺庆起义只有14天),终于失败。但是,泸顺起义却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1982年春天,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此时称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发布“嘉奖令”,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
  可是,有谁知道,在“嘉奖令”发布的时候,刘伯承军座正在崇山峻岭中躲避追兵,大有断炊之虞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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