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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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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殁于1718年。他五十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有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张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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