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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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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徐向前被推进动乱的漩涡,历经坎坷。为稳定军队夜闯“林帅府”毛家湾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汹涌翻腾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几岁的娃娃,以对毛泽东的无比“忠”心,卷入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于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大动乱,就像一艘开足马力外地被推入这动乱的淤涡,历经风险和坎坷。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指出这“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大报刊电台,都原文刊登和广播了这一通知。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席卷全中国。自1965年11月以来陆续遭到批判的罗瑞卿、杨尚昆、彭真、陆定一,如今已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学生停课造反,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戴上高帽,打上花脸,拉上大街游斗。
  这突如其来的天下大乱,使徐向前越来越不理解。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报纸上画了不少圈圈和杠杠,可脑子里却一片茫然。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老元帅,一向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如今怎么却理解不透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头戴嵌着一颗红五星的绿军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金水桥畔,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00万红卫兵。这一天,除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几位元帅事先都没有接到穿军装的通知。在天安门城楼上,大会主持人临时通知,说接见红卫兵之后,毛泽东要和元帅们合影。徐向前和其他几位元帅立即派工作人员乘车回家取来军装。贺龙元帅多年来一直主持国家体委工作,基本不穿军装了,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衣帽,照像时由于帽子太小,搞得很局促。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同元帅们合影。
  在这动乱的年代,军队一些单位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陷入狂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认为,军队和地方不一样,不能搞“大民主”,不能乱,他日日夜夜在为稳定部队操心。
  然而,林彪则希望部队和地方一样,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以显示忠心。中共中央于1966年10月5日批发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的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文件下达后,全军125所院校,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出现了军人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串连的复杂局面。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戴高帽,坐“喷气式”,搞得乌烟瘴气。有的院校学员竟把木板搭到警卫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冲击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如此大乱并没有使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放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徐向前曾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林彪对徐帅的建议置之不理,在他的坚持下,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使全军出现立体动荡。
  1966年11月间,全军院校来京串连的学员已逾10万人,驻京各军事院校、机关,甚至部分连队都住满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红卫兵”。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200万“红卫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徐向前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学员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徐向前说:你们起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肖华说:“可以,不过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徐向前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过几天,肖华带着讲话稿来到徐帅家,徐向前看后作了些小修改,增加了战备的内容。
  11月13日,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
  体育场的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清一色的年青军人,有男有女,不下10万。他们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有的“方阵”还集体背诵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周恩来和陶铸在主席台上同大家见面后,说明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便退出会场。继续留在会场的四元帅先后讲了话中,他们虽然都表示拥护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但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队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
  陈帅打头一炮,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
  “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
  徐帅在讲到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不要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时指出:“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
  叶帅在讲话中,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背语录,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这时,长春兽医大学的一名学员,向主席台递了张条子,质问这个大会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看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人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不少人回答:“不相信。”
  叶帅继续说:“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在几位老帅讲话时,会场上时而鼓掌,时而沉默,时而交头接耳,时而骚动起哄,已不像军人的集会。
  11月29日,总政主任肖华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再次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出席。徐向前一踏上主席台,就感到会场的气氛比上次更有“火药味”,到处贴满了批判陈、叶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连“炮轰”、“火烧”的词也都用上了。陈帅没理这套,按事先准备的讲话稿理直气壮地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党内的“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几天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没准备讲话,只是硬挺着到会,坐下不一会儿偏头痛发作,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元帅们的两次接见,成了江青一伙整军队的导火索。她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刘志坚被打为“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撤掉组长职务。陈帅、叶帅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不知道听谁的好。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从五所打电话给徐帅夫人黄杰说:“你那隔壁有事(指“造反派”揪斗廖汉生同志),我去不方便,你陪老帅到我这里来一下,有要事相谈。”徐帅和黄杰一到杨成武的住处,杨便向徐向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徐向前听了感到吃惊,黄杰也不知说什么好。会客室突然沉静下来,连钟表嘀达嘀达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徐向前这位带兵40年的老帅,对党所交给自己的任务从不说一个“不”字。在他眼里,“服从”就是军人的天职。可这么多年来,他身体一直不好,毛主席怎么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自己呢?徐向前百思不解。
  他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徐帅听到江青的名字,更感到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江青其人,徐帅对她并不了解,平时也毫无来往,只是20多年前在延安住院和出院后暂住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毛泽东和徐向前谈话,江青很少在场。那时,江青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如今江青提议让一个身患多病的老帅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实在不知什么用心。
  徐向前对杨成武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泽东时,再次面陈不能担当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不准,并用手指向上点了点,幽默地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1月10日,徐向前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一字一句地审阅江青刚刚派人送来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和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他知道,一切已由中央文革安排好了,自己只能走马上任了。于是,对“通知”提出了几点意见,诸如:要稳定军队,强调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行为等等。这些意见,显然出乎林彪、江青的意外,他们不相信一个“病号”还有这么硬的骨头,从徐向前一上任,就埋下了被打倒的祸根。
  1月12日,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办公机构设在三座门。
  此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由造反派控制上海党政财文大权的“一月风暴”,使全国陷入更深层次的夺权大动乱;江青、王力、关锋伙同林彪炮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与上海“一月风暴”相呼应,军队内部极为混乱。徐向前坐在全军文革小组为他安排的办公室里,用四部电话同全军部队保持联络。他像当年打仗一样,在电话里指挥部队:
  “你们一定要保持稳定!”
  “要顶住,绝不准造反派冲入你们的机关!”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被海军的一伙“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北京。老帅的威严,使“造反派”不得不照办。
  林彪利用窃踞的地位,召开军委常委会议,提出要全军部队全面开展“四大”,当即遭到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的坚决反对。徐帅为稳定军队建议对部队提出“不准串联,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等五不准,林彪对此漠不关心。江青、陈伯达在会上不表态,致使这些规定无法作出。
  徐向前解决部队稳定问题的建议和要见林彪面谈的要求,均遭到回绝。徐帅火了,决定夜闯林宅。1月24日晚上,徐向前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便急驰西城区毛家湾林彪住地。
  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谈。元帅见元帅,林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伸出那只苍白无力的手,拖着长腔说:“徐——帅,你——好!坐、坐。”徐向前一屁股坐在林彪旁边的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讲了当前全军的混乱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成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林彪连连点头,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并从沙发上站起来,由他口述,秘书记录。这是林的多年习惯,遇有重要的事,总要站起来说,边说边在地上走来走去。林彪口述完“九条”后,提出请叶帅、聂帅来毛家湾研究。陈伯达告退。军委对“九条”进行了讨论,并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为了壮大力量,徐向前特意打电话给陈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
  徐帅和其他三位老帅先后来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会场,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徐向前讲了发出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改为七条通过了。
  此时江青满脸不悦,自言自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陈伯达走近徐帅,他一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衣袋里,一边说:“已经通过了,你快回去吧!”徐向前把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林彪把“七条”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但又提议加了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先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大家讨论中认为高干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完全有必要增加这一条,“七条”遂变成了“八条”。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
  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陪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双手接过毛泽东的批示,激动地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毛泽东淡然一笑,用右手在林彪面前来回摆动了几下,示意“可以走了”,又像是不同意那几个“万万岁”。徐向前在回家的路上仍在想,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搞了这八条,也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大乱特乱,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帐的。
  1967年1月28日,“八条”作为中央军委命令下达全军,命令反复强调“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在动乱的年代,有了这“八条命令”,对稳定军队,反对地方不断升级的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江青一伙一心想搞掉“八条命令”,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军队的混乱局面仍然没能根除。但毛泽东和老帅们始终都在维护这“八条命令”,把它视为稳定军队的一道重要防线。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仍然在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中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境地。2月初,中央为了及时处理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出现的重大问题,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在2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主持会议,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头上,他的右侧,坐着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他的左侧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这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人事先标明坐位的自然组合。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上来,就是“两军对阵”的架势。
  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围绕稳定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
  叶帅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帅的话音刚落,早已憋不住的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这个支柱,我就不干了!”
  聂帅接着质问:“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迫害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老帅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使坐在他们对面的康生等人张口结舌,怀恨在心。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来到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当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阴阳怪气,以要和群众组织商量为由,当场拒绝了谭震林的要求,一场更严重的冲突爆发了。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反复核对会议记录,风风火火地跑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江青一听大耍泼妇淫威,恶狠狠地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总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一边说一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请他务必在16日晚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
  2月18日上午,江青亲自出马,带着王力来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林彪听后摇摇头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在江青的煽动下,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至19日黎明亲自主持碰头会。会议宣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表态,江青一伙大有翻身之感,一时得意忘形。他们把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之举诬为“二月逆流”,徐向前则成了“二月逆流”的干将之一。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大整革命老干部。他们攻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同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在会上,康生气急败坏地叫:“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谢富治也在一旁帮腔:
  “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徐帅义正辞严地说:“我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徐向前被迫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查;
  批判徐向前的大标语、漫画、广播等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三次被造反派抄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向前被安排在“西北小组”,受到无理的围攻和批斗;夫人黄杰被诬陷为“叛徒”;
  女儿徐鲁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徐向前被一号令疏散到河南开封,安排在囚死刘个奇的同一座楼里……
  一位伟大的中国的元帅,在这动乱的年月,历经风险和坎坷,他以无私、无畏、无敌的一身正气,终于战胜了邪恶,迎来了共和国的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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