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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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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儿血洒延河,国军将领被请上宴席,血战之后共饮“汾白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砰、砰、砰、砰”,国共两党又重开战局。
  谁也闹不清怎么搞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总有得仗打。这不,刚跟日本人打了八年,好不容易鬼子投降了,老百姓刚想过两天安稳日子,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这头一仗,又是刘伯承打头阵。
  这头一仗叫上党战役,双方备战,拼死搏杀,足足打了个把月。战役的结局是不言自明的,刘伯承又大获全胜。
  仗打完了。这一天,刘伯承特意安排了一次宴会。宴请的客人十分引人注目,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第二战区炮兵司令兼援军副指挥胡三余、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四十六师师长郭溶、二十九师参谋长刘源洲、少将参议翟大昌等29位贵客,全是清一色的国军将级军官。
  宴席上虽然菜不算多,但在八路军的筵桌上也算是丰盛的了。刘伯承首先举杯,笑容可掬地致词:“本军聊备菲酌,替诸位压压惊。大家知道,两军交战本是不得已的事,蒋先生硬是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今天,我们只管吃饭、喝酒、不谈战事了。”
  “嘿嘿”“嘿嘿”……
  说是不谈战事,好轻松!
  可是,这群国军将领惊魂未定,手里端着酒直发颤,鼻子也闻不出是“汾白干”味,还是“TNT”的火药味。脑子里也直闪现那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镜头。
  上党地区古来就是军事要地,那里地势高,古代文人说是“与天同党”,所以称上党。其地占山西省东南长治地区,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控太行、西据太岳,1937年秋八路军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即晋冀鲁豫边区。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不久,盘踞在晋西南的山西军阀(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即受蒋介石之密令开始向我晋东南解放区大举进犯。他借助日伪军的接应,以三个师,两个挺进纵队等部约1.6万余人,在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的指挥下,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上党地区。他们一方面以残暴的手段捕捉杀害我地方干部、军烈属、伤员、民兵,使用毒气与我军作战。另一方面组织了维持会、还乡团、特务队,一时间解放区血光冲天,人民流离失所。至8月25日,敌人已占去长子、屯留、长治、壶关、潞城、襄垣等6个县城,还有约2万余援军正气势汹汹地向上党地区开进。
  阎锡山占上党,当然不是闹着玩的。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犯首先发生在上党地区,是因为这里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从整个战局看,蒋介石为实现“抢占华北,争夺东北”的战略意图,正派遣其部队沿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三线北上,其中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经风陵渡黄河北上,准备迅速打通同蒲路,与阎锡山南北接通,然后沿正太路进驻平、津,从而控制整个华北;而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则集中郑州,准备沿平汉线推进;第十战区李品仙的三个军集中徐州,准备沿津浦路北进,最后夺取东北,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并从而迫使共产党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更大的让步。从局部地区看,阎锡山插入上党,是企图分割我太行、太岳两区,进而占领整个晋东南,摧毁我根据地,恢复其在山西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洞若观火,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玩弄的这套战争把戏。为此,中共方面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即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如毛主席赴重庆之前指出的:“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军决定组织上党战役,首先消灭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配合毛主席的重庆之行。组织这次战役的任务就落实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党中央、毛主席对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寄予了厚望。
  日历已经翻到8月24日,眼看开战的锣鼓就要敲响,可是唱大戏的主角,刘、邓二人还在延安,而毛泽东已决定于8月28日飞往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情况十分紧急。
  返回太行山前夕,刘伯承想起应该去看看在延安保育院的两个孩子:6岁的儿子太行和4岁的女儿华北。因为,自1943年9月到延安以来,他一直忙于参加整风学习,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为“七大”做准备,两年来很少见到自己的孩子。
  可不幸的是,延安保育院在这天拂晓时打来紧急电话,告之他的小女儿华北被敌人暗杀的消息。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急忙赶到保育院,看到自己的女儿面色惨白,双眼紧闭,他们的心情万分悲痛。
  保育院的负责人告诉他说,凶手是在深更半夜窜进院子,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小华北,然后迅速逃走的。并报告说,凶手肯定是有刻骨仇恨的敌人,保卫部门现正在追查中。
  听到这些,刘伯承强忍住内心的痛苦,坚毅地对人们说:“同志们,不要太为我们难过了。敌人以为暗杀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
  刘伯承极为镇静地把小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仍然将儿子留在保育院,随后奔赴上党前线。
  若按惯例,刘邓等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是要经陆地上的秘密通道返回太行山的,这样他们必然要错过组织战役的最佳时机,从而影响我军的整个战略部署,晋冀鲁豫军区的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怎么办?只有动用飞机。共产党也能呼风唤雨了。8月25日,一架美国DC型飞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载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膝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等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从延安飞回了太行队从而使上党战役得以及时部署、及时展开,为我党我军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赢得了时间。
  在战前动员中,邓小平政委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毛主席在赴重庆之前说过“只有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我们不要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刘伯承司令员说:蒋介石的军队沿五条铁路开进、五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区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
  军区首长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了战役方针、作战部署及步骤,并于8月29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阎军16000余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之8000人,共约31000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估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以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太岳主力转向同蒲线。最后,针对敌人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的弱点,确定首先夺取长治外围各城,诱歼出援之敌于运动中,尔后攻取长治。
  9月10日,是农历八月初五,当地老百姓正准备过战胜日本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可是没有法子,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打响了!
  当时我军面临的局势是,阎军占领的上党地区6城,其兵力部署是以长治为中心,以重兵把守,其余5城则各以1000余人守备,兵力较分散,但工事防御及火力配备较强。而我军长期进行游击战,武器装备落后,枪支弹药奇缺,更缺少城市攻坚战的兵团作战经验。因此,我军决定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夺城打援,即集中优势兵力,先分别夺取长治以外各城,同时诱使长治之敌主力出城增援,从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出援主力。
  我军首先打响了攻克屯留城之战。担负屯留攻坚战的是太行纵队,同时太岳纵队和冀南纵队则集结于长治至屯留的几个敌必经之地,随时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其余部队分别监视、包围了长子、壶关等城。在敌军方面,守备屯留城的是阎军挺进第六纵队,约1000余人,他们依傍城墙及堡垒工事,以较强的火力压制着我军的进攻,战斗较为激烈。这期间,长治之敌曾出动6000余人,于11日、12日两次试图向屯留增援,但终因害怕被歼,加上我个别打援部队过早暴露,敌援军与我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至12日,我军即攻克屯留,全歼守敌,与此同时,我军决定乘胜攻取长子并吸引长治之敌出援以消灭之。
  长子位于长治西南五十华里处。这座城不大,但工事坚固:城墙高两丈五尺;沿城有一道三米多宽二米多深的护城壕,壕内积水过腰;城门外碉堡林立,可在不同的水平线上进行直射与侧射;城墙外还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备森严,不易攻击。城内守敌是阎军挺进第二纵队和该县两个保安大队,共计2100余人。而我军刚从游击战为主转到攻坚战,缺乏经验,弹药又少,一门山炮只有20发炮弹,一挺重机枪才有1000多发子弹,要攻打这样的坚固城堡显然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虎将陈赓的太岳纵队的三八六旅担负了攻打长子的任务,为了加强攻击力量,陈赓还将决一旅三十八团配属该旅指挥。在战前军事准备会上陈赓指出:“攻坚、登城,我们部队没有好经验,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疏忽、蛮干!”“弹药尽量满足你们,但不会太多,主要依靠手榴弹,要特别讲究战术,以短促的密集炮火,掩护部队一举登城……”。会后,三八六旅旅长刘忠、政委张祖谅召集团以上干部,认真研究了敌我态势,做出了具体部署:七七二团先攻占长子北关,尔后在北门登城;沁水县独立团佯攻东门,钳制敌人;二十团、三十八团首先占领西关,而后从西门发起攻击。
  9月13日1时许,长子攻坚战打响了。城西的战斗打得比较顺,二十团经过5小时的战斗攻下了西关。接着三十八团也进逼城下。但北面的七七二团则打得异常艰苦,他们团进攻北高庙,是一座孤陡的小山,筑有坚固的城堡,它是长子守敌的重要屏障,站在小山顶能俯瞰全城,山顶的炮火可超过城墙直射到城内大街上。守敌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顽抗,七七二团的四次攻击都未奏效。经过周密勘察,七七二团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以自己擅长夜战的优势,利用北高庙靠城门的南面工事简单、守备薄弱的缺陷,于夜间发起攻势。在长子攻坚战的第三个夜晚,这个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享有“夜老虎团”称号的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趁夜色正浓之际,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南面摸上了北高庙,经过短时激战,我军占领了北高庙,砸烂了长子的屏障,攻占了北关。至此,各部队都已先后转入了攻城准备。
  我攻城部队组织了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等,制做了跳板、云梯等登城器材,并在西关、北关实行坑道作业,挖好了通往城墙的坑道,在墙根填塞了大量炸药。经过严密的准备,18日19时,我军对长子城发起总攻。随着两发绿色信号弹划过天空,一声巨响,西门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山炮、迫击炮、重机枪集中火力压制敌人,战士们冒着炮火,冲过开阔地,爬过铁丝网,从跳板上冲过护城壕,把梯子架上城墙,仅仅10分钟,突击部队就登上了城头。紧接着,七七二团、三十八团,士敏独立团也相继攻入城内,向纵深发展,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二十团在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后,夺取了城内制高点——钟鼓楼,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各团的巷战。战至19日凌晨2时,战斗全部结束,除南高庙守敌一个保安大队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计毙伤敌300多人,生俘1500多人,活捉阎军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白映瞻。
  从屯留之战始,我军每攻一城的时候,都以其他主力集结在机动位置,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从而实现围城打援的意图。但自长子之战后,长治之敌再也没敢出援,我军不能实现打援意图。因此,刘邓便暂时放弃了原来的方案,转而采取分兵加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长治的方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19日,太行纵队攻克壶关。至此,长治外围各城: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全被我攻克,共歼敌7000余人,长治之敌已完全孤立,成为无足之蟹。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
  上党在激战,可重庆方面的谈判却陷入僵局。蒋介石故意把毛泽东晾在一边,想等上党国军的好消息来“将”毛泽东的“军”。然而,蒋某人万万没有估计到,刘伯承已经踢翻阎锡山的“醋坛子”,正在一口一口地啃着国军咧。
  9月20日,我军开始合围长治,上党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守敌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所辖的3个师、约正万余人。据此,刘邓决定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在攻打外围和城关的战斗中,尽量求得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总攻长治城。外围战斗进行得很顺利,部队很快扫清了各据点。
  正当部队积极准备总攻之时,连绵不断的秋雨却越下越大,地形和道路对攻城部队非常不利。连续3个晚上的攻击都未见效。攻城部队的干部战士心急如焚,而这时又传来了两个不利的消息,更加重了人们的焦虑心情。一个消息是“阎锡山83军3个师约7000人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城,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9月28日12时已进抵新店(沁州东南35里),有继续南下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另一个消息是毛主席在重庆进行的谈判,由于蒋介石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而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情况非常紧急。怎么办?如果继续攻城,并能够迅速解决战斗的话,那末明天迎击援兵还来得及;而如果一旦攻城不下,敌人援兵又抵近城外,则整个战局中我军就会被动。在此刻不容缓的关头,刘邓首长当即改变了攻城的部署,即变攻城为围城打援。刘邓命令以陈再道指挥冀甫纵队、决死队第一旅全部及石(志本)于(一川)支队为攻城部队,继续佯攻长治城,吸引八十三军向长治增援;以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二支队(缺三十团)、第四支队及十七师为打援之右翼纵队;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及太行第三支队为打援之左翼纵队,钳击援敌;以三十团为独立支队,由北尾击南援之敌,堵住它的退路;准备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并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敌人。各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星夜北进,大家的信念是一致的:“坚决消灭阎军”、“支援毛主席重庆谈判”。
  阎军援兵沿白晋公路长驱南下,9月30日行至囗亭镇后,忽然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囗亭至屯留向南挺进。于是刘邓立即更变部署,改在囗屯公路两侧钳击敌援军,而以十七师和独立支队尾击援敌。10月2日,我军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国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我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迂回,同时尾敌前进部队向南展开攻击,将敌人合围于老爷岭、磨盘岭地区。敌人扼守在磨盘岭、五(山赞)山和老爷岭等制高点,企图利用险要地形与我军决战。这三座鼎足对峙的山峰,就是上党战役的主要战场之一,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冲。
  10月4日,我各路大军向敌援军发起猛攻。由于敌占据有利地形且火力较强,经数昼夜激战,我虽歼灭一部分敌人,但仍未能攻上老爷山。太岳部队二十团急中生智,于夜间从东侧迂回过去,突然占领了两个小山梁,切断了山上守敌和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占领了北山水源。至此,我军由强攻改为围困。白天阻敌下山,晚上主动出击。敌人被围山头,缺粮断水,打了两天,伤亡过半,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这时我已判明援敌是阎锡山的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省防军等共8个师、附炮兵2个团,共2万余人,兵力与我相当。为加强我军优势,刘邓首长又令从1万围城部队中,调动冀南纵队北上打援,并且命令他们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增加敌人的动摇;同时为了避免敌人困兽犹斗的行动,决心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在北面敞开一个口子,给敌人虚留生路,部署在运动中分割包围歼灭敌人。10月5日,老爷岭的敌人不得不放弃主峰,向北逃窜。老爷岭立即被我太岳部队占领。与此同时,太行部队在磨盘岭和五(山赞)山也挫败了敌人。彭毓斌见势不妙,决定放弃增援长治计划。为了迷惑我军,他命令大队佯作甫进,辎重后勤和指挥机关却向沁县方向北逃。但我刘邓首长很快识破了敌人的企图,当即命令太岳部队追上并赶在敌人前头,切断了敌人退路,迫使敌人停滞在囗亭以南地区,以便围歼。10月5日黄昏开始,太岳部队二十团冒雨爬山抄小路急进,于当夜10时左右赶到土落村南截住了敌人,他们立即占据有利地形,修筑工事,控制河口,切断公路。6日拂晓,集结在阵地前的两万多逃敌借助密集的炮火发起了连续冲锋,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恶战,但二十团的英雄们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敌军的集团冲击一连八次。都未成功。二十团牢牢地固守着阵地,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6日傍晚,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分别从左、右和后方围拢上去,将敌装进“口袋”。随后,各部队同时出击,经过激战,两万多敌人除少数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炮兵司令胡三余、四十六师师长郭溶、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等数十名高级军官就擒。
  下一步倒霉的该是史泽波了。
  困守长治、渴望援军解围的史泽波,初闻阎军两万援兵南下消息的时候,曾向部属转发过阎锡山从太原发来的所谓“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的电令、想借此稳定军心,也给自己壮胆。史泽波曾组织“敢死队”拼命突围达17次之多。当援军被我歼灭后,长治之敌成了惊弓之鸟,完全丧失了坚守的信心。为了保存实力,阎锡山又急令史泽波趁我军主力尚未南返之时,赶快撤离长治向西突围,企图横穿我太岳区逃回浮山、翼城。10月8日黄昏,史泽波趁着大雨浓雾,偷偷弃城向西逃窜。然而,敌人的这一步棋,早在刘邓意料之中。为全歼长治之敌,在敌刚刚弃城西逃之际,我军即在打援部队中组成了两支精干部队对其平行追击。这便开始了上党战役的第三阶段,追歼逃敌。
  太行纵队的两个团不顾疲劳一路尾追,于10月10日在沁水县的香沟率先追上了敌人的后卫部队,激战1小时后,俘敌700余人,把敌人的尾巴吃掉了。然后追到大庙庄地带,咬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又在大庙庄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远在襄垣的太岳纵队亦接到命令,要他们赶到东峪、西峪一带截住敌人。太岳部队随即从土落村出发,用最快的速度,沿吾元、张店急进。当他们赶到东、西峪时,不料敌人已经过去了,于是部队又兵分三路:二十一团走梁山、二十团和三十八团走山谷、七七二团单独沿张店、将军岭、马壁一线绕大弯子插过去。终于在沁水县的桃川附近堵住了敌的逃路。10月10日,七七二团和敌人在将军岭打响,太岳部队其余3个团也于11日拂晓在佛庙岭投入战斗。此时,在大庙庄和敌人激战的太行纵队也尾随而至,敌人被包围、压缩在桃川一带。
  10月12日下午3时,我军发起总攻,只用3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敌军除少数先头部队逃跑外,大部被歼,连史泽波在内的近万名官兵都当了俘虏。至此,历时30余天,共歼敌13个师、3.5万余人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除沁县外,晋东南地区全部解放。
  战后,我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将军接见了史泽波军长,向其交待了党的俘虏政策,并问他“你认为你们这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败军之将史泽波感慨道:“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陈赓将军回答说“你讲对了!《水浒传》上说梁山泊好汉们‘替天行道’,我们也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天’,就是人民。我们依靠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依靠人民打败了你们。历史证明,与人民作对,必然要失败!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做些贡献”。这些话深深触动了史泽波的心,我党的俘虏政策也给了他生的希望,后来他领衔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高级将领发通电揭露了蒋阎挑起内战的罪行。
  我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给蒋介石发烧的头脑泼了一桶冷水。这一战,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企图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也打乱了国民党内战的日程,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有利地位,迫使蒋介石在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8万人,我们出动3.1万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胜利了,来谈上党一战,是很轻松的。而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可并不轻松。
  无论现在和当时,人们都很难想象上党这样一个仗怎么能打胜。因为当时刘邓大军困难重重。可以说根本没有打这种大仗的资格。从这方面说,当时蒋介石以及阎锡山,那样趾高气扬,其势汹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首先,刘邓大军的主力是临时集结起来的,虽然多数是老部队,但是在此前长期的抗日战争中,都是作为骨干团分散在各个军分区作战的,主要是打游击,现在却要马上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还要攻坚,进行许多城市的战斗。其次,编制不充实,特别是装备极差,弹药奇缺。整个参战部队只有6门山炮,新战士大多只有大刀长矛。
  事后刘伯承在《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中写道:“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最后还特别讲到弹药:“千万节用弹药,不得丝毫浪费,同时要拾缴弹壳,不得散失,这点实行与否,应以之来测验指挥员之政治责任心。”
  好几位刘邓部队的老同志曾亲眼看见,在一片河滩上,刘邓和张际春副政委检查一支部队,看战士们携带的弹药:除了手榴弹,最多的只有五颗子弹,有的只有两颗、三颗。
  李达将军也写文章说过:一天夜里,他和陈锡联将军陪同刘师长到前沿部队视察。刘师长听到枪声特别稀疏,虽然他十分清楚弹药缺乏,还是怔了一下,问为什么枪声这么稀少。“陈锡联答道:‘现在每个老兵只有五发子弹。我们正想办法抓俘虏,抓到一个阎锡山的兵,可以得到两百多发子弹。他们每个兵都携带有三百发子弹,一百发自己使用,两百发是送到长治去的。’”
  刘邓大军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仗。这个大胜利不仅打出了个《双十协定》,而且锻炼了部队,补充了装备。后来刘伯承回忆说:在上党战役决战中的磨盘岭、老爷岭,他亲眼看见战士们就凭刺刀手榴弹打败了敌人。他心里想呼喊“我们的战士多伟大!把上党战役打胜了,这一来子弹也有了,大炮也有了,就积下了下一次邯郸歼灭马法五全军七万人的本钱。”
  上党战役从9月10日发起屯留战斗开始,经过几个战斗,歼灭了援军,最后以10月12日歼灭了长治逃敌而宣告结束。同时,6座城市全部光复。
  现在应该回到宴席上来了。
  以往,国军将领只听到过刘伯承的威名。私下里也有人戏言:“听说瞎子打人又准又狠”。这一回上党交手,亲自尝到了滋味。过去,许多未曾谋面的将军,还以为刘伯承是凶神恶煞的战神,可眼前的刘伯承温文尔雅,一派儒将风度,也是一副福将的气派,叫人不得不服哩。
  听到刘伯承的一番话,“贵客”们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了许多。一时间觥等交错,气氛热闹起来。几杯热酒下肚,“贵客”们的肚子里也犯起嘀咕来;
  “内战第一仗放在上党,国军八十三军、十九军、六十一军、二十三军,还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二纵队、六纵队,外加五个“爱乡团”,九个县的保安团,合起来三万五千多人,为什么只打上一个半月就被刘伯承的队伍歼灭光了呢?”
  “尤其是那两万人的援军,只上阵打了两天两夜就被缴了枪,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过去,一些国军将军看到日本人连连败在刘伯承手下,称刘伯承是“典型的支那战术”,心里还将信将疑,这上党一仗,本是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的关键筹码,原指望在上党露一手,打掉共产党的气焰,叫毛泽东打道回府,还管他什么谈判不谈判。结果。却事与愿违。
  在宴席上:“贵客”们遵守着主人“不谈战事”的要求,但到饭后饮茶的时候,这些将军们却沉不住气了。是啊,论兵力、国军人多势众。论武器装备,国军大多是美国和日本造的新式家伙。可偏偏仗打败了,怎能叫人不纳闷?!
  史泽波憋不住了,开口问道:“刘司令员,上党一战,我们败得很惨,请您给讲评讲评,点拨点拨呀?”
  刘伯承谦逊地笑了笑,诙谐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先就说过不谈战事,既然大家想谈谈也好,诸位都是国军的将领,也都是久经沙场了,还是先请大家谈谈吧。”
  在座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精神上觉得松弛了许多,也就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有的说。“上党战败,全是国军最高指挥部的错误,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
  “此言极是!”一位军座插话道。“指挥上犹豫不决,造成国军被动挨打。尤其是老爷山被围时,错误地命令后撤。”
  另一位胖军官丧气地说。“上边情报不准。胡说八路军五个人合用一条破枪,不堪一击。结果根本不是那回事”。
  原任国民党第二战区炮兵司令兼援军副指挥的胡三余也说开了:“国军方面太盲目了,对八路军估计不足,自信心太强。”
  几位说来说去,各执一理,虽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军失败的教训,但都没有敲到点子上。最后,国军的少将参议翟大昌提议说:“还是请刘司令员来个总结吧。”
  刘伯承谦和地微笑着,没有正面回答,反倒问起在座的各位:“我倒想先问问大家,一路上,诸位感到老乡们对八路军和对国军的态度怎么样?”
  这一问,还真把国军的将军们问住了:在他们眼里,打仗是军人的事,跟老百姓有何关系。几位将军面面相觑,嗫嗫嚅嚅地说:
  “老乡吗?那那……那我们不行呀!这次国军的援军从太原出发,在太原市连抓了三天伕,闹得鸡飞狗跳墙,铺子里都关了门。好容易凑了三四千人,一开到沁县,就逃跑了一大半。”
  另一位也接话说:“国军队伍从沁县往南开,一走进解放区村庄都空室清野了,民兵在背后打冷枪,真是草木皆兵。在游击区,老乡们见了国军都跑光了,我们都感叹:‘阎(锡山)离开八年,人心都变了呀!’”
  “在老爷山上被围时,那光景才惨呢!伤兵没人抬,死人没人掩,行路没向导,吃饭没粮食,整整饿了两日两夜,把山药蛋、南瓜、青玉茭都吃光了。”
  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当时的狼狈处境,似乎还有心惊肉跳的样子。可一想如今坐在八路军的客厅里,还能够与刘司令员共同探讨战败的原因,又都不禁笑了起来。
  “好,现在该请刘司令员做结论了”。翟大昌见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催促道。刘伯承擦了擦镜片,从容地说:
  “刚才各位的检讨,说的有些道理,不过我认为光从战术上来检查,问题是难以搞清的,因为从战术上说,就是我们在这次仗里,也多少犯了些错误的。只有从战略上,不,说的更彻底些,只有从政治上来检讨,那才能找到解答问题的钥匙。
  “刚才各位谈到老乡待你们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哩!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人民战争与反人民战争的决胜,我们这次进行的,是为和平民主的人民革命战争,也就是人民的战争,八路军和人民在上党坚持了八年抗战,胜利了,他们却老远的来进犯我们,还从我们的手里占去我们用血肉解放出来的襄垣和潞城,这是八路军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古人有句话:‘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用现代话翻出来,就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没有攻不下的碉堡,我们胜利的秘诀也就在这个问题上。”
  显然,刘伯承的这一番话是从战略上来说的,意在教育这些将军们从根本上认清战争的性质,跟国民党蒋介石划清界线,逐步转变立场。接着,刘伯承又给在座的将军们介绍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两本书,并且语重心长地关照说:“这两本书里,对人民的军队与广大的人民相结合进行人民的战争,有着深刻的阐述,希望各位联系着这次实践中的体验好好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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