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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谜案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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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是私生子
  ●斯大林幼年所受的家庭影响及在宗教学校所受的教育和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的“科巴”这一名字的由来
  ●斯大林早期在外高加索各地进行活动期间的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对权力的渴望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关的暗探—奸细

  斯大林要求历史学家们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不要根据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候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现在也就按他的这个主张来作吧。而在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而在某些人看来,至今还是)尊敬的对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的尊敬不是由于受到威胁,而是出于内心。因此专门来谈谈这个人的某些特性,并不是多余的。
  一个人的性格自然是在很早的童年时代,即在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小索索在上学前和上学期间在家中遭受了些什么对待呢?这就是受抽打,受残酷和粗暴的对待,以及经常遭受屈辱。
  为什么在描写斯大林的许多书中,甚至在官方为他写的一本传记中,竟没有一幅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相片,却多次出现他母亲的相片呢?对于一个“鞋厂的工人”只是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而这就是人们关于这位后来的领袖的父亲所知道的一切。
  斯大林避而不谈自己的父亲显然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在上了岁数的格鲁吉亚人中,关于总书记真正的父亲,流传着各种说法。据说,他是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吏,他同自己的女仆克托有过一段恋爱史,克托是加姆巴尔苏雷村的一个年轻女农民。她的全名是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德泽。当他们同居关系的后果无法进一步掩盖下去时,便给克托找了一个丈夫,他就是梯弗利斯省季齐一洛洛村的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还为他买了一个鞋靴作坊,并举行了结婚仪式。
  今天已经没有剩下一个见证人了,但是在1954年时,一个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涅斯托尔·梅纳布杰还活着。他在监狱里服满了第二刑期或第三刑期后,去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向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们吐露了一些情况。例如,他说,在朱加施维里的鞋靴作坊里干活的有几个技术熟练的手艺人。作坊主开始喝起洒来,不久,他在酒醉后与人吵架时被打死了。过去,谁也不隐瞒这一点。但是,当需要领袖有一个洁白无瑕的个人经历时,他的继父的污点就在象叶姆·雅罗斯拉夫斯基和П.H.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些党内有经验的、善于虚构传奇故事的人的帮助下被洗刷掉了。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写出并由官方出版的那本《斯大林传略》中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职业是鞋匠,后来他在一个鞋厂里工作。”
  伊拉里翁·姆格拉德泽(他的笔名是瓦尔金,1906年入党的党员,对青年时的科巴很了解)的遗孀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瓦尔金娜对丈夫讲述过的一些事牢记在心。姆格拉德泽曾经肯定地说,斯大林是一个富裕公爵和他的女仆生的儿子。公爵让她嫁给一个鞋匠后,分给她丈夫了一块土地,并对索索予以保护。
  ①引自塔·彼·瓦尔金娜姆格拉德译的《回忆录》。
  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父亲是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住在哥里,雇了年轻的叶卡捷琳娜·格拉德泽作洗衣女工。叶格纳塔什维利这个商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把克托嫁给了一个“冷酷的”鞋匠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后者是一个害狂饮病的酒徒,脾气暴躁,对人粗暴。索索经常受他的气。在最初几年里,母亲常带他到主人家里去,主人不禁止自己的几个儿子同洗衣女工的儿子友好相处。这里不排除这样一个情况:正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安排索索先是进了哥里的宗教学校,后来又进入梯弗利斯的宗教学校。未来的总书记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苦恼,杂种的状况使他感到难受,产生怨恨。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从事商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年代里,他掌管了一个大饭店,这是在梯弗利斯沃龙措夫大桥旁边的一座三层楼房。他曾读完了中学,在军队里当过军官。
  ①生物上把不同种类的雌雄、牝牡所产生的后代称为杂种。这里是说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个穷洗衣女工,而他的父亲则或者是如前一种说法,是一个有势力的公爵,或者是如后一种说法,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同穷洗衣女工这两种不同种类的人所生的孩子被叫做杂种。——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7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坐落在山上,在这里比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粗暴的金托。”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1页。——译者注
  宗教学校从前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说,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地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地折磨老师。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
  ①根据Г.C.胡齐什维利的转述。
  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梯弗利斯中学的全体朋友们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们懊恼地说:“对科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
  ①杜宾斯基—穆哈德译《П.奥尔忠尼启则》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
  从童年时代起斯大林就不能忍受对自己的强制,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从父亲方面,而已从国家方面,都受到了强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对那些用格鲁吉亚语讲话的学生,教师们被授权进行鞭打,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似乎有某人的一只强硬的手在支配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命运。这个15岁的少年,鞋匠的儿子,被接收进入了梯弗利斯正教教会中学,在学校他享受到了助学金。在这所学校里,斯大林学习了5年(1894—1899年)。在学校时索索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学校里除了讲授主要的课程——神学外,还讲授古文。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治出版物。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而记了13次。他由于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僧侣进行的搜查、告密、监视、严格检查以及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的残酷行为——这一切都使得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产生了一种愤恨心理。
  离毕业只剩一年了,但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了,其原因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官方的那些传记作者关于斯大林因建立革命小组而被开除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未来的总书记的教条主义来源于他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的口是心非作风和极其巧妙的假装行为也来源于此。在斯大林的一切行为中和他那辞藻华丽的言词中都可以找到教会学校的烙印。他即使出现在党的讲坛上也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在年纪很小时就确信:官方宣传的社会真理是纯粹的谎言,而教会所宣扬的真理则是加倍的谎言。在这里也应当找一找斯大林那无穷无尽的恬不知耻的根源。
  年轻的斯大林在阅读禁书时,逐渐地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还在更早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象他这样一个只是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对于这个无产者来说,自己确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
  ①这里说斯大林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指的是前面谈到:他先是受到了那个富裕公爵父亲的保护,接着又谈到他是由那个二等商人父亲的照顾才进入了宗教学校。——译者注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正如小组的另一个组员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所说的,中学生朱加施维里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证明说,年轻时的斯大林是一个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和爱争吵的人,他不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沙皇,而且还进行阴谋活动反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这些情况补充进上面对斯大林的描述中去,那么一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政治家的肖像就差不多画完了。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12页。
  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对此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概念,连大体上的一个概念也难有。当时所有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开会不作记录,各革命组织没有自己成员的名单。此外,研究工作者们在很长时间中没有可能去研究警察机关的文件。因为斯大林紧紧地关闭了通向各档案馆的一切门路。
  虽然没有大量的文件材料,但是参加当年那些事件的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有的已经发表了出来,有的则以书面形式和口头方式叙述了出来——却提供了一幅相当清楚的图景,说明了科巴的真正面目。
  科巴这个名字是斯大林从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中借用来的。故事情节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说的是由沙米利率领的由爱好自由的英雄们组成的几支队伍奋起反对沙皇的压迫。小说里诸英雄中有一个英雄是无畏的科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他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报复的胜利……正如伊列马什维利所证明的那样,科巴对于中学生索索来说,成了英雄业绩的象征,于是他便请求给他起这个名字。
  谁也不知道他被学校开除后紧接着于了些什么。只是在1899年的最后几天里,约瑟夫在梯弗利斯天文台里找到了文书这一工作。第二年2月底,他被解雇了,——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工作。在这个文书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一些秘密书籍,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几十个积极分子就被捕了。而只有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逍遥法外。
  ①伊列马什维利《约·斯大林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悲剧》1932年柏林俄文版第24页。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外高加索蓬勃高涨的革命斗争引人注目。科巴一斯大林在这一领域所起的作用是独待的。
  1911—19年冬年。梯弗利斯。巴统。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和历史学家C.T.阿尔科梅德在1910年时谈到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说他于1901年秋来到巴统后,立即就提出了要掌握党组织全部权力的要求。他开始搞阴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梯弗利斯委员会。这个人反对把工业工人选进委员会,其根据是工人暂时还没有发展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诺伊·若尔达尼亚的证词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他说,科巴实在是以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潜言中伤而使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们苦恼不堪。科巴在党组织内部纠集了一个自己的、忠于他个人的小集团。
  ①C.T.阿尔科梅德《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从80年代到卫903年)》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3—84页。
  ②诺·若尔达尼亚《我的一生》1968年斯坦福俄文版第109—112页。
  1901年时,拉多·克茨霍韦利和阿韦尔·叶努基泽集攒了一些钱准备办一个地下印刷所。他们收集的钱还不到100个卢布,于是阿韦尔便到梯弗利斯去寻求帮助。但是科巴和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拒绝给他钱。他们想使这项事业处在他们自己的监督下,并由他们来领导。
  ①阿·时努基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页。帕特恩、斯米特和列·托洛茨基这三位作者都证实了这些事实,希恩格利和P.塔克尔也提到这些事实。
  还有一个证据——警察机关一个暗探提供的情报:“在巴统,领导组织的是一个处在警察特别监视下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朱加施维里的专横霸道……终于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于是组织发生了分裂。”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民主党,00,1898年,第5案卷,第27张。
  1902年春,斯大林转入了地下。3月,他在巴统参加了几次工人举行的政治游行示威。3月7日对32名罢工者的逮捕是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二天,科巴处身在那些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抗议的人之中。当局逮捕了300人,即到监狱所在地进行抗议的人差不多都被逮捕了。3月9日,科巴召集了一大批人—&将近600人——,率领他们进行新的游行示威。在紧接着发生的对射中,有15个工人被打死,45个工人受了伤。3月11日,科巴参加了为在冲突中牺牲的人举行的规模很大的葬礼。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看起来可能是十分自然的,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巴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下,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到了4月5日他才被捕,而这一点挽救了他作为当地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的声誉。
  1903年。在这一年的7月,斯大林在服满了15个月的监禁后,受到行政当局的处分,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对于他一生中这个时期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官方出版的领袖传记中说,他来到了新乌达,生活在流放地,从列宁那里收到了一份《党纲》,最后,他于1904年1月逃跑了。
  1904年。巴统。科巴再一次企图使地方委员会服从于自己。然而他再一次遭到失败。这个陷于狂怒的“布尔什维克”挑动工人进行无组织的行动,然后他就指责党委的成员们胆小怕事。
  ①P.阿尔谢尼德泽《关于斯大林的回忆片断》,载于《新杂志》1963年俄文版第72期6月号第232页。
  巴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在海上庆祝五一节。他们坐着划桨小船前去进行“星期日野餐”。计划规定各只小船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相会,并在那里即在海上举行大会。当各只小船驶向指定的相遇地点时,同志们又是唱歌,又是说笑话,又是开玩笑。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直到某个同志想到对科巴开个玩笑为止。科巴当时才25岁,可是他却非常孤僻,不允许别人对他采取亲热而不拘礼貌的态度。暴怒的科巴把小船推翻,对他开玩笑的人们纷纷落入水中。这时一只警察的巡逻船急忙开过去救他们。对五一节的庆祝也就以此而结束了。
  如果以后的事件按照同样的精神发展下去的话,被科巴所挑动起来的争吵定会使巴统的组织陷于彻底瘫痪的状态。但是,虽然斯大林紧密地靠拢孟什维克(当时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居于明显的优势),但他并未能迫使当地的委员会接受自己的意志。这样,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他毕竟给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在他的战略上出现了一个进展。科巴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嗅觉,他是在外高加索首先了解到列宁在进行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05年。梯弗利斯。巴统。巴库。科巴在梯弗利斯故技重演:他到这里后立即就打算要玩弄新的手腕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领导,他挑动个人之间进行争吵,他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而丢了丑。他因对一句尖锐的话找茬,便在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的住所里,同菲力浦·马哈拉泽打起架来。当地党的领导召开了“荣誉法庭”来审理科巴的案件。当时提出了把科巴作为本性难移的阴谋家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问题。在参加当时事件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活到废除斯大林制度的时代,因而各种证明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党员都听说过党的法庭所采取的这一行动。
  科巴在巴统(他在那里尽人皆知)作短暂停留后,转移到了巴库。
  1905年。社会民主党党员、年轻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从彼得堡回到了故乡巴库。她是受米哈·茨哈卡雅的委派到党委委员科巴同志那里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
  她回忆道:“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科巴。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既象个残缺的人,又象个等待着惩罚的小偷。他穿着一件蓝色偏领男衬衫,上面套了一件瘦小的、不合身的西装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接待我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态度。只是在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询问象是审问)之后,他才把一叠书和小册子亲手交给了我。由于其中一部分书我已经从别的地方弄到了,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本书。他把我送到门口时,继续用怀疑的和敌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天晚上我同女友一起访问了由巴库工人领袖斯捷潘·邵武勉领导的一个中学生小组。我们同邵武勉一起回家。我决定向他问一问科巴同志:‘他是什么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留下了如此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异常冷淡的人、疑心很重的人和非常凶狠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哪里话!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和忠诚的地下工作者。’邵武勉要我确信。
  我在梅尔库里耶夫街一个贫穷的多子女的洋铁工人那里住下。那里是巴库党委会委员们相聚开会的地方。我们一共13个人,大家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开会前大家热情地交谈着,说着笑话。瞧,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而科巴却仍然未来,他总是迟到。虽然迟到的时间不长,但是经常迟到。好象他戴手表只是为了要算出迟到所必需的时间似的。他一走进来,气氛立即就变啦,好象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住了,于是进取的精神不见了。科巴来时带着一本书,他用稍短一些的左手把书紧贴在胸口上。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默不作声地听着每一个发言人发表意见。他最后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把各种观点、意见和论据进行比较。他在选取了最有远景的和最带实质性的意见后,象是作结论似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就给人们留下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印象。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大的戏剧性效果。”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第127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克努尼扬茨的姐姐法罗大娘活了90多岁,但她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1905年。
  ①法罗大娘就是前面说的法兰德泽姆·克努尼扬茨。——译者注
  1906年。梯弗利斯。在格鲁吉亚首都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科巴不停地对会议主席阿尔谢尼德泽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当阿尔谢尼德泽指责他的行为低级下流时,科巴厚颜无耻地反驳他说:“而我并没有觉察到我脱了裤子……”对此,阿尔谢尼德泽回答他说,他与其说是象个没有穿裤子的男人,不如说是象个“没有穿长村裤的流浪汉”(这是在妓女们中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被刺到痛处的科巴离开了会场。会议是秘密的,入口处布置有岗哨。突然听到了预先规定的警察接近时要发出的哨声。科巴就是这样来报复阿尔谢尼德泽的,是他破坏了党的会议。
  ①阿尔谢尼德泽的前引书,第221页。
  1908年。库塔伊西。党的地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其信仰来讲,他是个孟什维克)在银行工作。委员会通过他可以同当时实行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得到汇款。这位同志认识一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在当地卫戍部队中作军事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经常给党以非常重要的帮助。
  高加索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库。他就是科巴。库塔伊西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桌旁同来自中央的一位同志讨论当前的问题。斯大林看见那个孟什维克后要求他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出委员会。从事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们捍卫自己的这位同志,这时科巴便以独裁者的口气讲起话来,并以高加索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那个孟什维克开除。情感上受到侮辱的同志们便到梯弗利斯去进行控告。
  此后不久,科巴又来到了库塔伊西。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地攻击当地的党员们说:“为什么你们开除了那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你们这么做?”——“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吗?”——科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是让你们要尽力留住这位同志,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积极分子。”
  委员会委员谢尔戈·卡夫塔拉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当时抓起一个煤油灯便朝着科巴的脑袋打去。灯打碎了,灯中的油流遍了这个傲慢的人一身。关于这位被开除的孟什维克的案件交由菲力浦·马哈拉泽来调查。科巴事先得到了一个委员的支持,这个委员对这一丢脸案件提供了假的供词。
  ①1960年时卡夫塔拉泽叙述自己同领袖的会见。他讲述了领袖进行的种种勾当和挑拨,讲述了在巴统庆祝五一节的情况,讲述了科巴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和在库塔伊西的表现。他在讲述上述情况时在场的有卡夫塔拉泽将近12个朋友,其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格鲁吉亚人。(根据A.N.纳帕娃和A.A.贝克的回忆)。
  1908年和1909年。巴库。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并被关进巴伊洛夫监狱。和他在一个囚室的是一个年轻的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是一个有钱的药铺掌柜的儿子。当时,总书记的这个未来的红人每天都要从父母那里收到一篮子各种丰盛可口的食品。科巴马上就同这个有好处的同囚室的囚犯搞在了一起,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而为了那一篮子美味的食品,那样作是值得的。
  1909年秋天,斯大林在第二次从流放地逃跑后,回到了巴库。当时在《无产者》杂志编辑部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致米哈·茨哈卡雅的一封信(《科致米卡》)幸而被保存下来了。后来总书记未能把这封信销毁,但他却在很长时间中把这封信列为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封信中科巴提到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时,把它说成是“杯水风波”。他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团结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着重指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好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决议是在科巴参加下,以同样的精神制定出来的。巴库委员会“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决议的第七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0页。——译者注
  快到30年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和向上爬的人。1909年是科巴活动中的一个转折点。高加索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窄小了。在首都党的领导人中间试验自己力量的时候来到了。但是一次次的镇压妨碍了个人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接触。1909年3月,斯大林再次被流放,这次是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斯克。1912年2月,他又一次跑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巴同志出现在彼得堡。不过他在首都停留的时间很短:就在4月份接着又被捕了。后来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斯大林在索利维切戈斯克流放地时,于1911年1月24日写信给博布罗夫斯基说:“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人们自然已经听说了:一方面是列宁一普列汉诺夫集团,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一马尔托夫—洛格丹诺夫集团。工人对前一个集团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表示赞同的。但是总的说来,工人们是以蔑视的态度来看国外的,他们说:‘那些人是在爬墙,他们想爬多少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认为,谁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吧,其余的也会自然办到的。我认为,这样做最好。”
  这封信当时曾经受到了警察的暗中检查,而在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期间,曾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梯弗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
  ①《苏共党史》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75—376页。
  看来,“杯水风波”好象是斯大林最爱使用的一个说法。斯大林写的各封信中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和他那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方面意见分歧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这一点在他的第三封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注明的是另一个日期,信中写道:“这种‘杯水风波’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吗?是组织政策(对待左派孟什维克等人的态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吗?是‘各种各样的我’的自尊心方面的意见分歧吗?你是怎么喜欢上了波格丹诺夫的一本新书的呢?我认为这本书中对伊里奇的某些失误已经非常准确而正确地指出来了。还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伊里奇不顾逻辑上的种种要求(是为了讨好。外交吧?)而竭力掩盖……”
  ①同上,第272页;《关于为改进培训历史科学方面的师资所采取的措施而召开的全苏会议》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68页(Э.H.布尔贾洛夫的发言)。
  对权力的渴望。在研究斯大林的智能结构时,不能够避而不谈9·弗罗姆的看法,他认为,对权力的渴望是这个暴虐狂的最突出的表现。对权力的渴望,这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如同想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样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渴望或愿望。他之所以需要政权是把政权看作是一种镇压他人(不管他们同自己远近关系怎样)的工具。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18年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几个月时,曾经唯妙唯肖地描绘出了这个未来暴君的肖像:“他首先抱怨自己的是,他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还抱怨自己受人侮辱……他象一个多孔动物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复仇的情感,他想要百倍地报复那些侮辱过他的人
  他对人的态度就象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对待那些被用来进行残酷的科学试验的小狗和青蛙那样。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愈是没有什么崇高思想,他使用起来就愈加方便”
  ①马·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第30页。
  在大量的政治活动家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象斯大林那样,竟是如此地一心一意要攫取个人的的权力。在他的手里,权力变成了供暴虐狂享受的工具,变成了真正可怕地侮弄受党和人民拥护的人的工具。权力在他看来意味着万能。当他掌握着权力时,其他一切——思想(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是虚假的)也和目的与手段(在他看来,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样——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在革命年代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就再也不能遏止住自己了。众所周知,权力使人变坏,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地变坏。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斯大林,因为他在攫取到权力之前就已绝对地变坏了。
  奸细。薇拉·施魏策尔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她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服满了流放期,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苏伦·斯潘达良)回忆道,很多政治流放犯都不相信科巴同志,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和奸细。
  下面就是她在1931年时向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当时弗拉基米尔·米柳京也在场)讲述的情况:“当科巴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来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时,我们大家决定都和他断绝来往,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是一个估恶不俊的阴谋家和无论什么无政府主义行为都干得出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党的范围内,流传着关于斯大林同宪兵队之间存在有联系的说法。后来他所以能以某种方式博得一些流放犯的信任,其原因显然是象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列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由于心灵纯洁,没有想到去怀疑其他同志会去干一种背叛行为。”
  ①薇·施魏策尔的回忆,由弗·米柳京转述。
  几年之后,当吹捧斯大林的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她向臆造领袖传记的编者们——T.Ф.亚历山德罗夫、H.).加拉克季奥诺夫、B.C.克鲁日科夫、M.B.米京、B.Д.莫恰洛夫、П.H.波斯别洛夫——作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把科巴同志说成了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和受到大家尊敬的革命家。根据新的回忆,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把罗莎·卢森堡的一本小册子从德文翻译成了俄文……
  1916年12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同彼得格勒的工人鲍里斯·伊万诺夫一起应征入伍。他们被护送到结了冰的叶尼塞河下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路上斯大林的表现就好象他是指挥护送人员似的: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在什么地方过夜,这一切都由他来决定。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应当把从前的那些流放犯交给军事当局。但是朱加施维里却对护送人员说,他要去见自己的老朋友,他也就这样作了……
  党的老战士鲍里斯·伊万洛夫毫不怀疑:科巴是警察机关的一个奸细。斯捷潘·邵武勉对此也毫不怀疑。邵武勉被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高加索的列宁”。他是巴库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在全体外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斯大林能够容忍这一情况吗?邵武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但是在1905年时,梯弗利斯的警察机关经过跟踪,终于侦查出了他的踪迹。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后来在回忆到这件事时对同志们(当时他的几个儿子也在场)说,他被捕的那个秘密住宅的地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科巴同志。
  ①鲍·伊万诺夫的回忆材料立即被放进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之流的赌本”的关得很严实的保险柜里了。但是在此之前有几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些回忆材料。
  ①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是邵武勉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邵武勉和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证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确信无疑的斯·邵武勉向诺伊·若尔达尼亚讲了这件事(见M.沃斯连斯基《名称表》1985年伦敦英文版第72页)。
  布尔什维克的印刷所在梯弗利斯郊区的阿弗拉巴尔存在了3年。1906年春,突然来了警察。地下印刷所的工作人员们确信,是斯大林把印刷所的所在地告诉给警察的。因此他们都同斯大林绝了交。社会民主运动的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们也确信,科巴与印刷所遭破坏有关。阿弗拉巴尔的印刷所被捣毁后不久,即在3月底,斯大林接着就被捕了。对他监禁的时间短得惊人:这位“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能够在4月10日,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来到斯德哥尔摩。对于这次被捕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只字未提。这又是偶然的吗?……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0页。
  邵武勉于1908年在巴库的第二次被捕也不象是警察的偶然得手。不管怎样,巴库的工人们把这次行动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中,斯大林受到了许多严重的不愉快事件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是把科巴同志再次逮捕之后,又以解救的方式将其流放。据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1912年时他住在巴库)证明说,斯大林曾经企图谋害过一个孟什维克。这位受害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巴库的孟什维克组织,他警告同志们说,科巴是为沙皇的暗探局效劳的。
  ①沃斯连斯基的前引书,第72页。
  斯大林在从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地两次逃跑后于1912年4月又一次被捕,这一次这个奇怪的布尔什维克被送到了纳雷姆边疆区。在这里,他来到了一个荒无人迹和没有道路可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当局的帮助,要想从这里逃脱出去,那是极其困难的。然而他却跑掉了,并于当年10月出现在首都。既然他能够从索利维切戈茨克经过严格的书报检查,向巴黎寄出了下面那么一封信,那就说明:在最革命的革命家科巴同沙皇暗探局之间确实有一种密切而信任的关系z他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还有6个月就期满了。期满之后,我将完全听候你们使唤。如果实在需要工作者,我可以立刻离开这里。”这封在直率方面如此可以说明问题的信,是于1910年12月31日从流放地写出的。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01页。——译者注
  1913年1月,列宁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了中央会议。亚·奥尔洛夫认为,斯大林把克拉科夫会议的详情告知了警察机关。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奸细是暗探局的一个宝贵的情报员。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斯大林也不能容许别人处于领先地位。科巴在克拉科夫开完会回到彼得格勒后,向沙皇政府的副内务大臣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告密:说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是列宁的追随者,他并不忠于沙皇政府,而是忠于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情报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由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留在西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间谍头子亚·奥尔洛夫公布出来了。奥尔洛夫的供述究竟可靠的什么程度,很难判断,因为他的供述是把内务人良委员部另一个工作人员施泰因的说法作了转述。
  ①《生活》杂志1956年英文版第4期第23页。
  因此,从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斯洛瓦京斯卡娅及其姐姐薇拉的回忆中引用一些片断,是适当的。在党进行地下活动的年代,列宁、加里宁和斯大林都曾到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住所里去过。薇拉·斯洛瓦京斯卡娅有幸在档案馆里看到斯大林写给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封信的副本,信中附有叶尼塞斯克宪兵局局长拜科夫上校对这封信的查询情况。“1914年1月4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绝密。现将第578号间谍情报呈上,谨向阁下报告:提供这些情报的是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公开被监视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收信人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我已采取措施不准朱加施维里跑掉。此信分别向托姆斯克和圣彼得堡作了报告,编号为13、14。拜科夫上校。”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致国家杜马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你好,朋友,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写。看来我从未经受过这种使我感到可怕的状况。钱全花光了,由于天气越来越冷(零下37度),我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病的病症,全身一副病态。既没有储备吃的,也没有储备糖和煤油(钱都用在当前的花销上以及购买衣眼和鞋靴了)。既没有这些储备,而这里的一切又很贵:黑麦面包每磅4戈比,煤油每磅15戈比,肉每磅18戈比,糖每磅25戈比。需要牛奶,需要劈材,但是没有钱,朋友。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过冬。我没有有钱的亲属或熟人,我实在是无人可求,所以我才求你,是的,不只是求你,还求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
  我的请求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团至今还有‘用于救济受镇压者的基金’的话,让党团,或者最好是让党团委员会只给我一次援助,这一次援助哪怕给我60个卢布也好。请把我的请求转告齐赫泽,对他说.我也请他把我的请求放在心上,请他不只是作为老乡,而且主要是作为党团主席来关心我。如果这种基金不多,那时你们也许会共同想出另外一种合适的办法。我知道,你们大家,而尤其是你,从来没有闲的时候,但是,该死的我,再没有别人可求,而连一封信都不给你写就在这里冻死,我又不甘心。这件事今天就得办,把钱电汇来,因为再等下去,就意味着挨饿,而我本来就极为虚弱和有病。我的地址你是知道的,请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叶尼塞克省科斯季诺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收……我希望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时你一定保护我,并希望你能设法搞到点稿费来……我等待着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请求的东西,紧紧握手,吻你,该死的我……问候斯特凡尼和孩子们。问候巴达耶夫、彼得罗夫斯基、萨莫伊洛夫、沙戈夫、穆拉诺夫。难道我注定要在这里庸庸碌碌地度过一年吗……你的约瑟夫。”
  还有几封信是写给塔季扬娜·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信都写得很短,但是关于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个政治流放犯的性格却谈得很多。
  “11月10日。由于邮路坏了,信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星期。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有点不好意思写,但是,没有办法——贫困迫使我来写。我现在身无分文,全部储备都用完了。原来有点钱,都用来买防寒衣服、鞋子和食品了,这些东西在这里贵得怕人。现时人们还相信借贷,可往后会怎样,我真不知道……能否让熟人们(如克列斯廷斯基)都行动起来弄到20—30个卢布?或者更多一些??!”
  “11月12日。亲爱的、可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包裹收到了。但是要知道我并没有请您寄一件新的内衣,我只是请您把我的一件旧内衣寄来。而您却花不少钱买了一件新的,但是我舍不得花您的钱,因为您的钱很少。我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可爱的,最最亲爱的。”
  “11月20日。亲爱的,我的贫困情况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我已陷入绝境,加上又得了病,开始患一种类似咳嗽的病。我需要牛奶,但是……没有钱。亲爱的,如果您能弄到点钱的话,请立即电汇来。我无法再等待下去了。”
  ①Ю.特里福诺夫《消失》198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60—563页。
  20年之后,这个曾经“度过苦日子的”流放犯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他要来报答“亲爱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党内的战友——克列斯廷斯基、索尔茨、彼得罗夫斯基了。他对“亲爱的”塔·斯洛瓦京斯卡娅的亲人们根本不予理睬:等待着斯洛瓦京斯卡娅的女婿的是死亡,等待着她的儿子帕维尔和女儿叶夫根尼娅的是流放……
  而那封写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亲热的、友好的信呢?难道斯大林不曾怀疑过(不曾知道!)他的背叛行为吗?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奸细已载入了史册。他钻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博得了列宁的信任,搞垮过不止一项重要的事业,出卖过不止一位著名的革命家。难道列宁不是根据他的建议而于1912年1月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斯大林补选进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吗?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俄国的党的工作向中央负责。关于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列宁知道的很少。所以弗拉斯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11月请阿·卡尔宾斯基将斯大林这个姓往日内瓦写信告诉他,因为他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把这个姓忘记了。
  ①《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44页。——译者注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和约瑟夫·斯大林。在他们两人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甚至在外貌上也有其共同之处:他们两人那种放肆无礼的、厚颜无耻的手腕勉强地被一种廉价的、演负般的矫揉造作所掩盖,他们两人都一心一意要骑在别人头上。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在性格方面和行为方面——却是不相似的。当二月革命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职业已成为事”实时(报刊上发表了警察司的证明文件),这个奸细从国外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受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在这个人身上还曾勉强地表现出一点人的动机,纵令是并不真实的动机。可是斯大林在其背叛行为被揭穿时是这样做的吗?
  在30年代初,斯大林下令逮捕了一位老女布尔什维克瓦·卡斯帕罗娃,她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同丈夫斯拉瓦·卡斯帕罗夫一起住在瑞士。列宁对斯拉瓦·卡斯帕罗夫这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评价很高,当他于1917年因肺病而死在异国时,列宁感到很悲伤。瓦里娅·卡斯帕罗娃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坐一个车厢回到祖国来的。她在1918年时担任巴库苏维埃国民教育部的领导。她了解斯大林为沙皇暗探局服务的情况,于是她在1927—1929年间党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发言,公开地谴责斯大林的背叛行为。于是总书记便把她列为凶恶的反对派分子,并希望将她摧垮。为此目的,总书记在1936年时派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博尔达耶夫到新切尔卡斯克监狱去看她,因为舍博尔达耶夫在巴库曾和这个女因一起工作过,对她很熟悉。斯大林说:“不要以好的态度对待这个蹲在监狱里的有功绩的女革命家。为什么她要反对党呢?”
  总书记一向把自己同党等同起来。但是,卡斯帕罗娃不能够容忍斯大林这个篡权者。她向亚速海一黑海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讲了她对科巴同志罪恶的过去所知道的一切。她拒绝服从他的意志。舍博尔达耶夫回到罗斯托夫后,对一位亲近的同志说:“瓦里娅告诉我的一切,我甚至对你都不能讲。现在,我的末日到了……”不久,他被召到了莫斯科。他.向总书记汇报了些什么呢?这我们是不知道的。一年之后,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被关进了列福尔托沃监狱,他向和自己同在一个狱室的罗斯托夫国民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埃京戈夫请求说:“也许您能够幸免于难,那时请把我说的话转告给狱外的人们吧。”于是向他讲了自己从瓦里娅·卡斯帕罗娃那里所获悉的一切。埃京戈夫只是到了1958年才实现了鲍·舍博尔达耶夫的请求。他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后,便来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
  ①根据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A.E戈列洛夫写的回忆。
  ②O.Г.沙日诺夫斯卡娅的证词。
  1956年,R·莱温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警察司特别部”主任叶廖明于1913年7月12日写给叶尼塞斯克暗探局局长阿·费·热列兹尼亚科夫的一封信:
  “绝密。非本人莫拆。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①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热列兹尼亚科夫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被行政机关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在1906年被捕时,曾向梯夫利斯市宪兵局局长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间谍情报。1908年时,巴库暗探局局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一系列情报,后来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后,成了彼得堡暗探局的暗探。斯大林的工作异常准确,但时断时续。斯大林在布拉格市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并回到彼得堡后,对政府采取了明显的反对态度,并且完全终止了同暗探局的联系。阁下,我现在报告的是谈一下您在进行侦查工作时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这封信的原文后来被转载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些学者和Д·莱温一样,也把这封信看作是一份真正的文件,但是在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进行的调查则认为“叶廖明的信”是假的。这个文件没有经得住从17种观点出发所提出的批评。这里只要举出最后一点就够了:根据宪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叶廖明于1913年6月正正日被任命为芬兰宪兵局局长。因此,他不可能作为警察司特别部主任于7月12日发出这封信。
  总之,揭露斯大林进行背叛活动的间接罪证非常多,只有一份证明文件,也就是上面这份文件,是假的。在一系列客观材料中都表现出沙皇暗探局对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诸领袖中的一位领袖采取了惊人的容忍态度,你看,暗探局每一次都只是把这位领袖送去进行行政流放,而且他总是能够顺利地跑掉,而且这个逃跑者敢于无所顾忌地回到首都,而且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去往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伦敦、柏林、维也纳……
  ①这是说的“一位领袖”自然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在党的领导人中一直怀疑科巴的政治面目,这不是偶然的。1917年7月的日子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曾躲藏在拉兹利夫湖,当时没有准许让斯大林到那里去。列宁也没有邀请斯大林到他的最后一个秘密住所即玛·瓦·福法诺娃的住所里去。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对我说,在30年代,当正在创作一本把斯大林作为革命的第二领袖来描写的传奇式的传记时,有人坚持不懈地要她“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是否到她的坐落在谢尔多博尔街的住所里去过。但她坚决说实话,她说:“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也没有叫科巴同志到自己那里去过。”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只要你仔细地注视一下朱加施维里一斯大林一生的经过,只要你在他通向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跟踪探寻;你就能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来:这个人即使没有充当沙皇暗探局的有报酬的暗探,而就其信念来讲,从其精神需要来看,他也是一个奸细。谢尔盖·卡夫塔拉泽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向作家亚历山大·贝克讲过斯大林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细节。1904年时,科巴在研究《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一书。“目的是为手段辩护的”这个原则是C.Г.涅恰也夫这部著作的基础,顺便提一下,剽窃的事,涅恰也夫是能够干得出来的。如今历史学家们认为涅恰也夫精神是一种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挑拨离间和故弄玄虚的大杂烩。亚历山大·贝克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极其倾心于涅恰也夫精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2年时写道:“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人的活动。”这句话多么准确地击中了斯大林一朱加施维里的形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8页。一译者注
  1923年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阿拉姆·伊萨科维奇·伊万尼亚恩作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在外高加索工作。革命前,他在格鲁吉亚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0年时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有学问的人,性情温和,坦率真诚。有两个儿子的总督邀请他担任精密科学的家庭教师,是毫不奇怪的。给他这位老师规定的月薪是150卢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款额。简朴的和生活上要求不高的伊万尼亚恩几乎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贫困的政治流放犯。
  伊万尼亚恩眼满流放期后,回到了格鲁吉亚。1917年时他在彼得格勒被选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1921年),他去到了梯弗利斯。俄共(布)高加索局把他派往亚美尼亚去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亚美尼亚贸易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等职务。他回到梯弗利斯后,担任了外高加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这一更为负责的职务。下面我们从他于1926年7月3日写给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引证一部分:
  “快到1923年底时,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我的各种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使我不得不请求外高加索边疆区委解除我的职务,尤其是根据我当时掌握的情报来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不满情绪也开始波及到中央……外高加索边疆区委拒绝了我的请求并通过决议(现将决议附上),委托我亲自将情况转告党中央。
  ……我来到莫斯科后,立即去拜访纳扎列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同志,这次见面的情况使我难以忘记。他走出办公室,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在介绍我时,他问:‘是从沃洛格达来的伊万尼亚息吧?知道……’接下去,他一面同别的同志打招呼,一面讲话。我十分真诚而坦率地承认,我实在是陷入了一种愉快而疑惑的状态中。说愉快,是因为总书记知道了我;说疑惑,是因为当我还根本不知道他是从沃洛格达来的时候,他却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的确,当时有谁知道他这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呢?人们知道他是在20年之后他登上了领袖宝座的时候。
  伊万尼亚思没有预料到从同斯大林的见面中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坚持离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又回到了梯弗利斯。在梯弗利斯,让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工作。在这里并没有立即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新的岗位上,伊万尼亚思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知识渊博和多才多艺。这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已经升到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的职位。有一天,他把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织书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请到他那去,建议她立即把伊万尼亚恩作为一个“辜负了信任的人”开除出党。书记企图为伊万尼亚恩同志辩护,但是贝利亚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指示,建议她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贝利亚把书记又叫了去。“喂,怎么样?”——“伊万尼亚恩同志是一位诚实的、学识渊博的干部,大家都敬重他,而且也值得敬重。”——“那好吧,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926年6月8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监察委员会把伊万尼亚恩开除了党。6月21日,委员会主席让伊万尼亚思想到党证还未交,于是他交出了党证。伊万尼亚恩受到的指控是;“1911年他在沃洛格达流放地时,收到了70个卢布,而这些卢布是彼得堡组织根据国外局的建议,汇寄给斯大林同志,供他从沃洛格达逃跑时用的。70个卢布的钱由伊万尼亚恩收下后,却没有交给斯大林,而且钱和有关的电报同时都寄到了伊万尼亚思的名下。”
  后来,伊万尼亚恩有机会看到了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是反对这位诚实党员的唯一“罪证”和对这位党员进行难以置信的迫害行为的唯一原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的侦查员菲什金让他看了这封信的原文。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下斯大林写给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委员米尔扎别基亚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据我的请求(原文中就是这么写一的。——本书作者注),关于您所需要的、与伊万尼亚恩同志有关的一些事实。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达时,曾应伊万尼亚恩的邀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夜或三夜。
  2)他(伊万尼亚恩)当时同塔塔里诺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个住宅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3)他(伊万尼亚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之后)流放犯多列尔那里,在那里我住了两个星期或者两个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给我寄来了70个卢布,作为我逃跑之用,但是这些钱伊万尼亚恩同志没有交给我,而只是把关于寄给我上述数目的钱的电报(电报里去掉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而且伊万尼亚恩同志无论是对于钱的“丢失”,或者是对于电报中去掉了几个字这一事实,都未能作出解释。
  后来我到国外来到中央后,得到了全部证明文件,这些文件说明,当时确实是根据伊万尼亚恩提供的地址,经沃洛格达给我寄去了70个卢布,这些钱并没有丢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达收下了。”
  这封信像是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写的似的,写得很详细,但是缺少起码的逻辑。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谮言中伤的驳斥。这个预谋犯把钱据为己有之后,又把“丢掉了”几字字的电报出示给受害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谋犯呢?而这在斯大林的诬告中还并不是唯一的荒唐行为。这件事与一些特殊情况有关,对这些特殊情况需要着重地研究一下。
  斯大林流放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当他服满了流放期时,他作了逃跑的打算,接着他便秘密地来到沃洛格达。当他出现在伊万尼亚恩的住宅时,他应当想象到给予他以殷勤的招待这一点将会给主人(而且不只是主人)带来各种可能的后果。一旦事情败露,所有在沃洛格达登记了户口的同志都必然要遭殃,对流放犯规定的制度必将更加严格。伊万尼亚恩可能受到怀疑,怀疑是他帮助斯大林得以逃跑的,那样的话,他就会陷于无处存身的境地,政治流放犯们就会失去物质上的支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看斯大林的这封信。由于这封信,伊万尼亚恩被开除了党,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驳回了他的上诉。
  让我们从伊万尼亚恩于1927年4月2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所作的声明中摘引一部分来: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斯大林同志的信,没有其他任何指控材料。因此,这里要对起诉书同指控材料之间极其严重的不一致情况加以彻底考察,是并不困难的。这里,出于我所不能理解的打算,竟然进行了令人不能容许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至今无人加以揭露,也没有得到纠正。
  在梯弗利斯审查我的案件时,没有把斯大林同志的这封信出示给我看,因此我没有可能及时了解信的内容,并对向我进行控告所提出的说法作出反应。在今年4月1日举行的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我已在口头上对这一点提出了抗议。现在,在把这一点告知您时,我请求您命令对我指出的事实进行调查。”
  自然没有人去听取伊万尼亚恩的论据,而对他的案件所作出的一切毫无法律根据的决定依然有效。因为这时候总书记已把党的监察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外高加索驻莫斯科代表机关的代表捷尔一加布里耶良却收到了如下一封信:
  “我们这一批人,从前曾经流放在沃洛格达,现在有些人住在莫斯科,有些人则是坐火车从外地来到这里的,我们要报告如下一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1910—1913年间同我们一起流放的我们的伊万尼亚恩同志受到了控告,说他在这个期间曾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根据这一控告,伊万尼亚恩同志已被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指出以下情况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
  首先,我们这些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同伊万尼亚恩同志非常接近,非常友好。经常的见面和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有可能近距离地对他进行观察,并确认他具有一个爱交际的、有文化修养的、关心人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所具有的那些品质,是这些品质在整个流放期间把我们吸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的这些品质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虽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中一些人后来未能和他相见,但是他在流放地的生活情况我们却是知道得相当详细的。
  他作为一个数学教员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很容易地从各方面得到了教课的机会,教课使他得到了一大笔收入。他把整天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教课上,从而使他得到很可观的收入,但他绝毫也没有脱离流放生活。
  我们知道,他对政治性的红十字会进行了广泛的帮助,这种帮助并不属于交纳会费的范围。我们知道,他曾以如下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同志,这就是为他们找到教课的机会,或者是把自己教的课转让给他们。有些流放犯(如塔塔里诺夫、阿纳尼耶夫、季霍米罗夫)从他那里直接得到了帮助。他的生活方式和所有其他流放犯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极其简朴的。他是流放犯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据我们所知,流放犯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亲近的、同志式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是绝对不可能于出把别人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的事的。我们认为,这无论从道德方面来看,或者从物质方面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就道德方面来看,由于他具有公益心以及他对流放犯们所采取的高尚态度;就物质方面来看,由于这笔款额微不足道,按他每月收支的情况来看,这么一点钱是不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的。
  我们确信,伊万尼亚恩同志与这一舞弊行为或者说与由70个卢布所产生的误会,是毫不相干的。”
  在信上签名的有:H.塔塔里诺夫、B.文格罗夫、A.阿纳尼耶夫、帕拉莫诺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902年入党的党员)、洛巴诺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907年入党的党员)、巴尔斯基·鲍里斯·叶夫根耶维奇(1918年入党的党员)、H.H.阿斯塔菲耶夫、M.H.南措夫。
  这些老党员们集体写的这封信没有能够帮助伊万尼亚恩恢复公道,这正如亚美尼亚党中央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侦查员菲什金提出的询问所作的下述官方答复一样:
  “伊万尼亚恩同志在整个工作期间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卓越的组织才能使他跻身于亚美尼亚最积极的经济工作者之列。领导同志们对他的态度是很好的
  他在亚美尼亚期间没有受过任何党的处分……他在亚美尼亚工作两年之后,被提升去担任外高加索范围的工作,即被任命为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我们无论在亚美尼亚或者在梯弗利斯关于他所听到的,尤其是从米亚斯尼科夫那里关于他所听到的,全是好的评论。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阿米尔汗诺夫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尔季克亚恩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波戈相
  亚美尼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巴良
  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约安尼相”
  最后,我们再引用一个证明文件。1936年7月7日,伊万尼亚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自己在流放地的社会活动并列举了同志们提供的许多证据。他不记得在沃洛格达同斯大林见过面,但是,既然塔塔里诺夫夫妇记得他们见过面,那他也不怀疑有过这种事。信中写道:
  “虽然令人痛苦的、折磨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我和过去一样,仍然坚决地断言:汇给您的那70个卢布我没有见到过,没有收到过,更没有据为己有。
  也许我当时同您还不很熟,但是汇的那笔钱我毕竟没有收到过。如果有人把我的声明理解为玩弄手腕的话,那么我发表如下一个声明岂不是一个更好的手腕了,我的声明是:‘是的,我的确认识斯大林同志,曾经帮助他在自己那里和一个同志那里躲藏过,但是任何寄在我名下的汇给斯大林的钱,我并没有收到过。我既没有收到过钱,更没有把钱据为己有。’
  ……我很快就到50岁了,而一个令人痛苦的控告却笼罩在我的头上……
  请您收回您对我的控告,不要说我把汇给您的70个卢布据为己有,并请您帮助我恢复党籍。
  无限忠于您的阿·伊万尼亚恩。”
  伊万尼亚恩由于指望总书记能发慈悲,便把这封信寄到了莫斯科。但是在1936年11月17日对他下了逮捕令。当时去到他住宅里逮捕他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个特务,他们在伊万尼亚恩的家里只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17岁的尤里和12岁的柳采塔。一个特务便到伊万尼亚恩的工作单位执行委员会去找他。几张铁床、一张普通桌子、几把椅子和角落里放的一个木箱子——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家俱。还有许多书——这是他家的唯一财富。特务们看到伊万尼亚恩的妻子时,她正在熨平洗净的衣服。当留在家里的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走进厨房时,看到尤里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放有父亲的私人文件和许多照片的文件夹,接着把这个珍藏的文件夹放到凳子上一摞衣服的下边。这时父亲被带来了。两个特务当着他的面对住宅进行搜查。阿拉姆·伊萨科维奇被准许同艾卡努什·拉扎列夫娜和两个儿女互道再见——这在那个难以形容的时代里是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种人道——接着就被押走了。
  ①阿拉姆·伊萨科维奇是伊万尼亚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是伊万尼亚恩的妻子。——译者注
  领袖的食指一天也没有离开伊万尼亚恩。很快就对他作出了判决:剥夺自由5年,把这个“人民的敌人”送到难忘的沃洛格达——正是那里——的集中营……在1937年底,他被紧急地押回了梯弗利斯。因为在集中营里死去要等很久所以才将他押回。文卡努什·拉扎列夫娜立即带上犯人的用品去到了监狱……这一天是12月19日,她毕生难忘。狱方回答她说,伊万尼亚恩不在他们那里。也许是这位不幸的妇女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进行镇压的罪魁祸首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她便于12月21日被捕了,这一天是总书记的诞辰。一个星期之后,阿拉姆·伊万尼亚恩被处以死刑。他的遗孀在经过了集中营的监禁之后,回到了梯弗利斯。给她的监禁期限不长——8年,但她不得不服满10年的刑期。
  死者的女儿柳采塔在1956年时去找季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后者给米高扬打了电话,但米高扬借口忙拒绝帮助。于是谢尔戈的遗孀给总检察长鲁登科互通了电话,并同柳采塔一起去见他。鲁登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查问了伊万尼亚恩的案件,让两位来访者看了各种证明材料。原来,伊万尼亚恩并无任何罪过。
  ①季纳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译者注
  ②谢尔戈就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译者注
  ③这些证明材料现在保存在伊万尼亚恩的女儿柳采塔和儿子尤里的私人档案里。
  ……就全国的镇压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但是一个奸细的真正本性却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遗。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一个宗教学校的同学说,1889年秋,当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宗教学校开除时,他向校长出卖了一个秘密小组的全体成员。他们继告密者之后也都被学校开除了。有人倾向于用一个20岁青年的急躁解释这一行为。但是我认为这是这个暗探一奸细十分自觉的告密。就其本性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进行地下斗争的年代,他就是这么做的。早在1908年他蹲在巴伊洛夫监狱里时,他就在挑拨斗殴和制造冲突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而在他这样做时每一次他都能够巧妙地使自己躲藏起来。
  ①告密者即斯大林。——译者注
  ②暗探—奸细指的自然是斯大林。——译者注
  ③C·韦列夏克《斯大林在狱中》1928年巴黎俄文版第22—24页。
  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纷纷被捕,警察对秘密会议的不断围剿,秘密接头的住宅屡遭破坏——在这类事件的幕后,能够看得到科巴一斯大林这个追求功名利禄的冒险分子和奸细在起作用。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都是这样一个人。1902年时他在波兰战线上的背叛行为就是那一类行为中的一次。
  他在夺权斗争中以及后来在其实行专制的年代所经常进行的那些反党奸细行为,都和科巴在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因此,可以把约瑟夫·斯大林的一部传记加上这样一个标题:《一个政治奸细的言行录》。而这样做将是正确的。
  关于斯大林在性欲方面的淫乱行为,那是人们都相当清楚的了。我曾经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约瑟夫·斯大林的剧院》的特写,他在这篇特写里,既是作为一个丑角演员出现,又是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出现。
  ①《戏剧》杂志1988年俄文版第8期。
  科巴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时,曾经强奸了房东的一个13岁的女儿。宪兵根据女孩父亲的控告,对科巴的行为按刑事案件来处理。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得不作出保证同受害的女孩举行婚礼。第一个婴儿生下来时是死胎,后来出世的是个男孩。稍后,他在莫斯科受教育和工作。
  ①И.谢洛夫于1962年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有关这个案件的许多证明材料(根据O.Г.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还见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9年纽约俄文版第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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