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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

第二十四章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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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以为是频发难,目空一切招人嫌;
  两枚炸弹投华府,坏了和谈又丢官。

  话说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防线。被部署在第一线的南朝鲜军一触即溃,夺路而逃。李奇微坐着他的吉普车在前线跑来跑去,试图阻挡住滚滚后退的洪流,但毫无成效,被迫于1月3日下令全线向汉江南岸撤退。中朝军队立即转入追击,于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推进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歼敌1.9万余人,胜利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中朝军队的新年攻势再次引起华盛顿一片恐慌。但随着战线的稳定,李奇微发回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说他能顶住任何新的进攻,这对日益心寒的决策者们来说不治子治啻是一股"冬天里的暖风",坚定了他们不必扩大战争也能坚持下去的信心。1月9日,作为对麦克阿瑟12月30日扩大战争的四点建议的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称已经考虑并将继续考虑他的建议,但明确指出:封锁中国沿海,"必须等到我们在朝鲜的阵地得到稳固或从朝鲜撤出以后",而且还要事先征得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英国的同意;炮击和空袭中国大陆,必须在中国军队进攻朝鲜以外的美国军队时才能决定是否实施;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不可能对朝鲜的局势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要他继续执行12月29日确定的方针,重申:"在首先考虑你的部队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当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重大损失时,就可从朝鲜撤至日本。"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考虑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并拟定了一项应付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措施方案,其中包括向日本派出两个师;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准备对中国立即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鼓动并支援蒋介石反攻大陆;向台湾派军事代表团及向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提供一切可能的秘密援助等。这项方案于1月12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获得批准,并提交国家安全会议讨论通过。

  惠特尼写道,麦克阿瑟把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9日的电报看作是一个"圈套":让他来掌握"重大损失"的确实含义以作出是否撤军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他的头上,而华盛顿方面就可像懦夫一样避免作出这个令人讨厌的肯定会遭来非议的决定。因此,他马上回电要求澄清这样的事实,即他的部队按目前的实力不足以完成既防守朝鲜而又同时保卫日本的任务;以现有的部队来守住阵地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可能没有损失,这种损失是否"重大",则要看人们赋予它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而,他又要求华盛顿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的现行政策在朝鲜的军事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无限期地打下去直至最后胜利,还是只坚持一定的时间,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尽早撤走?要决定坚持下去就须明确提出来,而且只有采纳他的四点建议才能坚持并最终取胜。要决定撤走也须明确定下来,而不必在遭受无谓的损失后才撤。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不是一个需要视损失情况或敌方的行动来做决定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对国内和国际都会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大政方针问题。他警告说,这个问题定不下来,政策含糊不清,他这个总司令就无所适从,无法在战场上定下到底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重大决心。另外,让官兵们"以生命去换取时间",也必须明确向他们说明其政治意义,使他们充分理解其行动的目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冒险冲锋陷阵的,其低落的士气将严重影响战斗力和战场效果。

  麦克阿瑟对部队士气低落的抱怨,也使华盛顿方面对他本人的士气是否高昂产生了怀疑。显然,麦克阿瑟认为,除非扩大战争,否则就只有撤出朝鲜;不撤出朝鲜,就会面临"重大损失"。艾奇逊称他的这份电报是一封遗书,其用心之一,是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接受扩大战争的建议。杜鲁门看了这份电报也"深感不安":它表明麦克阿瑟完全不想执行他的命令。但在1月1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杜鲁门仍充满幻想地认为:"如果给麦克阿瑟以有关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最新知识,他一定会理解华盛顿的真正意图。"于是,会议决定采取三种方式同时做麦克阿瑟的工作,即由总统直接写信向他阐明美国的政策,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发一个指示"劝说"他执行命令,由陆、空参谋长柯林斯和范登堡亲自前往东京做解释工作。

  12日当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就发给了麦克阿瑟,指示他在下令撤军前有必要再争取一些时间,"以便同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磋商";除非由于军事需要,"确实迫不得已",否则不应放弃朝鲜,而应"实实在在地最大限度地"打击共产党军队。"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前途,以及对于努力在亚洲组织的反共抵抗运动,都是同样重要的"。总之,要尽可能坚守,坚守无望才可考虑撤到日本。

  14日,杜鲁门的信件以电报形式传到东京。信中列举了十条理由,说明在朝鲜尽可能坚持下去所能达到的政治目的,其中主要有:它可以使自由世界围绕它动员起来以对抗苏联的威胁;降低被夸大了的共产党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望;为在中国内部和外部组织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直接援助;履行对韩国所承担的义务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友谊的重要性;有利于日本以后的安全地位;鼓舞面临共产党势力威胁的国家坚定地与其作斗争;促进西方各国加强其防卫力量;巩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自由世界联合阵线。杜鲁门最后强调,以现有兵力"要继续进行这样的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向全世界表明,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被迫撤出朝鲜,这种撤离也只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会接受这种结果,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为止"。至于扩大作战区域的问题,他表示要"审慎行事"。

  麦克阿瑟看了这封信后,似乎领悟了其中的含义。他对手下人宣布说:"先生们,这封信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没有撤军一说了。"同时他致电华盛顿,"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抵抗任务。

  第二天,柯林斯和范登堡到达东京。麦克阿瑟向他们宣读了杜鲁门的信,并说他理解这封信下达了"永久"留在朝鲜的"指示"。柯、范二人则把1月 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在形势恶化时所要采取的行动方案转达给麦克阿瑟,这更加强了他对杜鲁门信件的片面理解,以为华盛顿方面已在考虑扩大战争的可能性。

  随后,柯、范二人对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同李奇微及其下属军官和士兵们进行了接触,发现士气并不像麦克阿瑟所说得那样令人担心。李奇微向他们保证说,他对第8集团军"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是深信不疑的",并已开始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有限攻势。回到东京,柯林斯马上给华盛顿发了一份紧急报告。该报告称,在李奇微领导下,第8集团军状况良好,士气令人十分振奋,目前尚未出现怨天尤人、斗志瓦解的现象,而且正准备严厉抗击任何大规模的进攻。这份报告如同一针强心剂,立即使华盛顿感到欢欣鼓舞,如释重负。在1月17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2日提交的那项方案未获批准,被搁置一边了。从此,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更加不信任了。他们直接从李奇微那里获取信息,而使麦克阿瑟成了一个被架空了的董事会主席式的人物。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在迅速调整部署后发起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大规模试探性进攻。10天后,这一行动又发展成代号为"霹雳围剿"的大规模持续进攻。李奇微吸取了以往分兵冒进的教训,为防止部队被分割包围而采用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以及始终保持接敌的"磁性战术"和实施密集火力突击的"火海战术",与中朝军队打消耗战,逐步向前推进。到2月10日,西线部队已进至汉江南岸一线,并占领仁川和永登浦等地;东线部队则进至砥平里和横城以北地区。为粉碎"联合国军"的进攻,中朝军队于2月11一16日对砥平里和横城地区突出之敌实施了反击,随后转入运动防御。

  这期间,麦克阿瑟曾两度赴前线视察。2月20日,他再次前往原州会晤李奇微。在那里,李奇微向他汇报了两天前制订的继续向北推进的"屠夫行动"计划。麦克阿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该计划,并当着李奇微的面向记者们宣布:"我刚刚下令恢复攻势。"这种贪他人之功为己有、"在公众面前自我炫耀"的做法,大大刺伤了李奇微的自尊心,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快。他写道:"不用说,总司令和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未起过任何作用。"

  "屠夫行动"于2月21日开始实施,至月底,第8集团军缓慢地推进到汉江南岸至杨平、砥平里、横城、芳林里、江陵一线。为加速向三八线推进,李奇微又制订了"撕裂者行动"计划。在进攻发起前,麦克阿瑟又想去前线视察,为进攻"打响发令枪"。但李奇微对他这种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就要在前线抛头露面的"定规",既不耐烦又觉危险。这种兴师动众、大讲排场的视察,很可能会把部队的行动暴露给敌方。于是,李奇微这次甘冒"无礼犯上"的风险,向麦克阿瑟发去一封措词谨慎的电报,希望他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要前来视察。麦克阿瑟是个聪明人,明白其中的含义,头一次知趣地顺从了下级的劝告。

  "撕裂者行动"于3月7日开始实施。到3月15日,"联合国军"再占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再次出现了。从军事上看,很明显,将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能不能到达鸭绿江还是个问题,纵然到达了,战争就会结束吗?他们面对的将是整个中国,这势必将招致更惨重的失败,从而使战局愈发不可收拾,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而且,有消息说,中朝军队在进行休整后正准备发动春季攻势,这使美、英、法等参战国更加忧心仲仲。看来,现在面子已保住,见好就收是上策。能在此时军事上尚处于有利的地位实现停火是难得的好时机。于是,华盛顿方面决定,一面在军事上继续向北稳步推进,最好能推进到半岛最狭窄的蜂腰部平壤至元山一线,以确保现有成果,占据有利地位;一面在政治上以实力政策为基础,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便于3月20日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最近计划由总统不久以后宣布,由于已将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赶出去,联合国现正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当朝和平解决的方向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这个消息对一直渴望扩大战争、取得全胜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能接受这个在军事上不明不白、不胜不败的结局。他的战争观还是那种全面战争观,认为战场上两军对垒,必有胜负之分,而取得全胜是双方都必定要争取的;要么胜,要么败,没有不胜不败这一说。他对朝鲜战争的理解是,既然要打下去,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而要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扩大战争。早在一个月前,他还抱着华盛顿可能会采纳他扩大战争的意见的一线希望,并为此而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彻底取胜的长远作战计划,包括对北朝鲜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向敌方所有的主要补给线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中朝之间的联系;使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增援,然后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北端同时实施登陆和空降作战,"其情景有点像仁川登陆那样,但规模要大得多"。那时,"中国人很快就会面临要么饿死,要么投降的选择"。

  现在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他不甘心,他要抗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上述通知的同一天,他在写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的复信中,无视禁止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言论的指令,不负责任并不加任何保密措施地阐述了他对使用国民党军队及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看法:

  关于赤色中国在朝鲜同我们开战后的形势,我已极为详细地向华盛顿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总的说来,这些观点是人们熟知并清楚理解的,它们遵循了我们一贯恪守的以最大限度的武力对付武力这一常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既不违反逻辑,也不与这一传统相悖。

  奇怪的是,有些人对下列事实似乎难以理解: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择了亚洲作为他们想尽办法征服世界的场所,而且我们已就这种赌注同他们在战场上进行了较量。我们已在这里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而那里的外交家们却仍在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打赢这场战争,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胜利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杜鲁门现在却要用"姑息"来取代它,这"标志着参战在军事上未达目的",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而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蒙受战败的一切后果"。他不能接受这种维持僵局的解决办法,决意要向政府的有限战争政策公开挑战,要打破实现停火的任何企图,而不惜拆杜鲁门的台、与他最后摊牌。3月21日,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紧急要求:"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不要再增加进一步的军事限制。"24日,他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如下违反政策的公开声明:

  较之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个新敌人,缺乏工业生产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制造工业和用以生产、维持和使用哪怕是中等规模的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材料。它也无法提供保证地面作战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以及应用于军事方面的其他精密科学装备。起初,敌人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随着现代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凭数量优势已不足以弥补这些缺陷所固有的脆弱性。…
  自从赤色中国不宣而战地加入朝鲜战争以来,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即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甚至在联合国军的行动受到种种禁令的限制,而中国由此获得军事上好处的情况下,赤色中国也未显示出它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此刻一定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宽容的作法,不再将战争局限于朝鲜地区,而是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就朝鲜问题作出决定就不应再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已遭受如此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再被抛弃了。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问题的军事方面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外,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然而,在我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权限范围内,不用说,我准备随时与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以便在不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真诚地努力寻求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手段,这种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无理由置身之外的。

  上述声明犹如一枚炸弹在华盛顿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华盛顿把麦克阿瑟的声明看作是不可原谅和无法挽回的行动。不消说,它公然违反了 12月6日发布的未经事先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是明显的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是对文官领导军人这一传统制度的挑战。但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该声明使用一种目空一切的嘲弄的口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工业潜力,大肆叫嚣要扩大战争,这无异于有意激怒中国人,故意破坏任何政治解决的途径。另外,它还暗示着美国政策上的变化,使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的最后通牒,好像美国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并按新的中国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因此,声明发出后,华盛顿即收到许多国家的照会,异口同声地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改变了政策?"

  华盛顿方面特别是杜鲁门本人因此而受到的冲击以及所处的尴尬与被动局面可想而知。明摆着,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被自己人给挫败了,气得杜鲁门直感到"别无选择,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非常不幸,我们做了很细心的准备,但一切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各国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首脑们长期付出的努力,都因麦克阿瑟将军3月24日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准备发表的呼吁和平的声明,并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防部长洛维特开会讨论此事。据艾奇逊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洛维特发那样大的火",他坚持说必须撤麦克阿瑟的职,而且要马上撤。在看过麦克阿瑟的声明后,艾奇逊也像洛维特一样"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对参谋长们的蔑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总司令最严重的违抗行为"。
  在那天的会上,杜鲁门强压怒火,故作镇静。自威克岛会晤后,他曾指望麦克阿瑟能尊重总统的职权,但现在他不得不认为:"我除了解除这位国家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他并没有马上这样做。他清楚,麦克阿瑟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成为美国的象征,在国内拥有巨大的支持力量,要解除他的职务势必会使声望早已江河日下的政府更加不得人心。况且,现在正是战局进展有利的时候,要把胜将换掉,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国民们相信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而麦克阿瑟的主张是危险的。因此,要走出这最后一步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找出一个足以这样做的机会。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那天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只是口述了一份克制性的电文,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令其不得再发表与美国政策相违背的声明: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根据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如欲发表任何声明,必须按12月6日命令中的规定行事。总统还指示,如果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得到指示。

  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项平常的"例行声明"竟成为他作为司令官的最后一次声明了。他辩解说:"我所说的乃是完全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争取和平的努力。不论作怎样的解释,它也不过是代表一个战地司令官的局部性意见而已。他小心翼翼地限制自己的职权,声称'问题的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在仁川登陆胜利和攻陷平壤之后,我曾两次呼吁敌方司令官投降和停止继续流血。每一次,任何方面都未提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事实上,恰恰相反。……有人指责我过于强调赤色中国的弱点,但我的陈述不仅符合事实,而且打算让敌方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应该停止战争的基本原因。事实上,不出四个月,俄国主动提出的安排一次停战谈判的建议不就马上被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吗?"

  要不是马丁议员引发了麦克阿瑟所设置的另一枚炸弹,这次风波或许会像往次一样渐渐平息下去,使麦克阿瑟再逃被解职的命运。但事有凑巧,好像命里注定非要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未经麦克阿瑟许可的情况下,在众议院关于延长服役期的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告诉美国人民我从这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况"。那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信一经公布,再次冲击了美国的现行政策,震动了全世界。李奇微写道,麦克阿瑟这一系列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盟友,并且把中国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如果他们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杜鲁门对这封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信恼火到了极点。他后来写道:

  "如果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的、不符合传统的了。……我不明白,将军是根据什么情报来源知道共产党选择了亚洲作为征服世界的场所和选择他的军队作为对手的。……麦克阿瑟贬低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从正面进行挑战。然而,正如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一样,胜利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本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所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的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就曾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击败了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将军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挑战,公然对他的总司令举起了叛旗。"

  麦克阿瑟则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辩护说,他"对这次信件往来并不十分重视",他只是觉得按照惯例他"有义务坦率地,回答每一个国会议员的询问","原意不过是一次客气的回信,用一般性的言词来表达渴望胜利的爱国之心而已"。他否认有扩大战争的意图,认为那"简直是本末倒置——我恰恰是要想结束战争,而不是要扩大战争。我并没有发动这次战争,倒是有好几次说过:'谁要是赞成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国土上去作战,谁就得检查检查自己的头脑"。看来,他所谓的扩大战争,指的是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到中国去作战,而轰炸中国、让国民党反攻大陆等,不算扩大战争。但在美国政府看来,轰炸中国等举动必然引起与之有同盟关系的苏联的介入,从而演变成全球范围的对抗,这不是扩大战争是什么?

  4月6日,杜鲁门召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莱德雷去白宫。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讨论麦克阿瑟的问题。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要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总统免去他的职务,你的政府就要经历一场恶战。"布莱德雷建议暂缓行事,以便他有时间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进行磋商,特别是要听取当时不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意见。马歇尔则认为不可仓促行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前不应作出任何决定,并提出是否可把麦克阿瑟召回来交换一下意见。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建议。可以想象,把全身披挂、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召回国,去国会发表他的好战演说,煽动起一片狂热情绪,那无疑是"一场灾难"。杜鲁门在整个讨论中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出问题而不轻易泄露天机。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一下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之间的往来文电,以寻找麦克阿瑟的过失记录。

  第二天上午,上述人员再次会聚白宫。马歇尔报告说,他查阅了所有来往的文电,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该被撤职了。"但为慎重起见,杜鲁门仍未作最后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意见。"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09日上午,杜鲁门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汇报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在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已决定免去他的职务。"他们还决定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由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晚8时(东京时间12日上午)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马上着手办理此事,与佩斯进行联系。但由于釜山通讯系统出了故障,佩斯没有及时收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迹象表明上述决定似乎已经泄露出去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电话给白宫和五角大楼,要求证实这一消息。这一情况立即在白宫引起一片惊慌。杜鲁门担心那家报纸会在第二天赶在政府之前把上述决定公布出去,而麦克阿瑟在得知这一决定但又未接到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很可能反戈一击,主动提出辞职,那他就难堪而被动了。他不是要接受他的辞职,而是"要把他开除"。因此,他顾不得出于礼貌去等佩斯传达命令了,而指示布莱德雷立即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讯渠道直接向麦克阿瑟发出解职令,同时指示他的新闻秘书于凌晨1时举行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公布总统的声明和麦克阿瑟的解职令。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我深感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他所担任的职务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职责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对有关国家政策进行全面而激烈的辩论是我们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军事指挥官必须按照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方式服从颁布给他们的政策和命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危急时刻,这一因素尤其不能忽视。"在简短而语气严厉的解职令中,杜鲁门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即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其指挥权移交李奇微中将,并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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