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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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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校之父。当上陆海空三军“总教头”,刘伯承诙谐地说:“我刘伯承跟教书先生有缘,有缘。”

  翻开新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史》一书,里面记载着:南京军事学院是建国后我军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军事学府,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
  俗话说,当兵是最玩命的苦差,办军校是苦差中的苦差。
  刘伯承却主动要求办军校,他诙谐地说:“我刘伯承跟教书先生有缘,有缘。”
  讲到缘份,还得从1950年的朝鲜局势讲起。
  1950年6月25日,中国的邻邦——朝鲜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支持李承晚集团向北朝鲜进犯。
  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操纵联合国,网罗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妄图在亚洲大燃战火,以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10月上旬,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战争最能刺激军人的神经。
  军校,最能吸引军人。
  刘伯承在西南坐不住了。
  1950年10月27日,雾都重庆,秋雨靠靠,天地间灰蒙蒙连成一片。
  繁华的市区,中四路的一座庭院前,并排停放着两辆小轿车。上午7点钟左右,有人提箱携包地上车了。一会儿,一个身着黄呢军服,头戴佩有“八一”军徽的军帽,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鬓发斑白、肩膀宽平、高大魁梧的军人也上了车。他坐稳后,用手扶了扶眼镜,示意司机开车。于是,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出院门,沿着空旷的湿漉漉的大道,通过浮图关向白市驿机场驶去。
  白市驿是山城外难见到的一块平坝。在几年间,这里是中国最出风头的机场之一,飞机的起落架次居全国前茅,毛泽东来过,周恩来来过,美国人没少起降,蒋介石更不用提了,起起落落没数。只有停机坪能为历史作证。今天,机场上,重庆市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千余人,早已排成整齐的队列,等候在停机坪前送行。
  上午8点,小轿车驶进机场。下来一位戴眼镜的军人,他的动作有些老态,还有些一瘸一拐,他与前来送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一一握手话别,然后登上一架民航机。
  他就是西南的刘主席——刘伯承。
  这是刘伯承又一次离开家乡,离开养育过他的故土,离开他无限眷恋着的巴山蜀水。
  1910年,怀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愿望,18岁的刘伯承与好友一起,从万县搭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寻找“仗剑拯民于水火”的真理;
  1914年春,已经投笔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的刘伯承,在讨袁战争失败后,从家乡开县逃往上海,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继续组织反袁武装,积极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在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中英勇拚杀,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苦苦求索的川中名将刘伯承,离开犍为县,取道贵州、湖南,先后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受党的秘密派遣,回四P;泼动了震惊全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
  1927年7月,带着泸顺起义的一身征尘,带着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独立领导大规模兵暴的宝贵经验,刘伯承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士的遗骨,从泸州城龙透关出走,历经千难万险,抵达江西南昌,参与领导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次离开四川,一别竟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风云变幻。刘伯承在党的领导下,在军事斗争的领域里英勇奋战,表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为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也是人民无限敬慕的开国元勋。
  1949年10月,刘伯承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挥戈西进、率军入川,第二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祖国的大西南。重庆解放了,成都解放了,巴山蜀水换新颜,祖国的大西南解放了!刘伯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来,和平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打了半辈子仗,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和平,为了人民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刘伯承多么希望与家乡的人民一道组织生产,重建家园,在他所眷恋着的土地上开创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明天。但是,他对人民解放军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向往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
  身经百战的将军离不开他的统率的士兵;
  人民军队的创始人离不开人民军队。
  战争、军队又一次让刘伯承远走他乡。
  飞机升空后,天色依然是灰蒙蒙的。过了宜昌,云开雨霁,万里长空,一片湛蓝,江汉平原,尽收眼底。
  刘伯承从飞机椭圆形舷窗向外眺望着广袤无垠的中原大地,看到这块大地生机勃勃,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脸上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然而,他想得更多的是军队建设。
  从“八一”南昌起义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20多年的战斗历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实行了几次军事战略上的伟大转变,已经成长为一支新型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但是,就军队本身的建设来说,却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过去处于敌强我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全国解放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中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以后,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构也相继正式成立。这样,人民解放军就由战争年代基本上是步兵单一兵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各军兵种相继建立,教育与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就提到了建军的重要日程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军训部,任命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肖克为部长,统一指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军训部成立不几天,中央军委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创办军队院校问题。会议由当时领导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主持,朱德总司令和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参加。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大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了“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1926年,他领导泸(州)顺(庆)起义时,就曾在起义部队中办过泸州纳溪军政学校;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退到广东后,他还想通过办所军校重振军旅,可惜没有成器。随后,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1年,他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参谋长,又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中,他仍然兼任中原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今天,在人民解放军实行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关头,他更加认识到院校教育与训练事业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决心带着几十年征战的硝烟,专门去从事院校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事业上。
  于是,他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诚恳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如果世上真有“缘份”一说,恐怕这就是“缘份”了。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院校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进占南京后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所在地。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党中央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刘伯承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1926年7月在广州。翌年夏,刘伯承曾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擘画军事,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吃完早饭,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说。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笑声中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唯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腾地站起来。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假。
  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拿把木枷往自己脖子上套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向周恩来建议:
  “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一边倒”的形势下,又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过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办学校是一件过细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总理不愧是总理,他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意思。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十一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巨大的支援,使军事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以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都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间题。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溢。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波动的、摇曳的光影。
  回到住所,刘伯承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作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肖克、总政副主任肖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关于名称。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其二、关于组织机构。
  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六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本科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者。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问题。函授科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其三、关于训练方针。
  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其四、关于筹备事项。
  勤务分队和实习部队:分别由华东军大和中央军委所属各部抽调干部与新入伍的青年学生组成。
  开学时间:暂定1951年1月1日。
  校址:南京。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
  拿着报告书,刘伯承如释重负。这一段时期的紧张工作,使老头受累了,其艰辛程度不亚于组织一次重大战役。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制定计划,那末,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他的内心充满喜悦,他想笑,他想唱,他想喊,他想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了将军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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