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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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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
 (1654年5月4日—1722年11月13日)


简介
        康熙帝,满族, 全名爱新觉罗·玄烨,庙号清圣祖,“康熙”为其年号,清朝习惯以年号称呼皇帝。康熙系满清入关后第一皇帝顺治皇帝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卒于1722年11月13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执政长达61年。康熙稳固了满清开国时的统治,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并大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以文字狱等方式大大降低了士大夫自宋、明以来的地位。

       康熙8岁即位,16岁时铲除了权臣鳌拜,开始亲政。

       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手中收复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作为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基地,从此建立会盟制度和避暑山庄外藩朝觐制等,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满清初年残酷的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并最终演变成“摊丁入亩”制度。并大蠲赋税。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种种措施初步恢复了满清开国大屠杀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文化上康熙帝重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优遇。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同时他对西学也有浓厚的造诣,在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物理学、化学、药学(曾在宫中推行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现书籍多记载为金鸡纳霜,误,金鸡纳霜到十九世纪才被提取出来))、医学(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种痘,以预防天花)等方面都毕生的学习,但是这一对西学的爱好仅限于其个人,出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治国理念,康熙并未采取推动西学的措施。康熙为了孤立台湾,先后实行海禁,但也首开闭关锁国之始。他崇尚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件专制达到了顶峰。晚年因选择继承人失误,两度废立皇太子,造成长达20余年的诸皇子为夺储位的结党争斗,致使吏治懈怠,朝中党派林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康熙61年11月13日病死于畅春园。 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葬于今河北遵化清东陵 “景陵”。

 

生平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孝康章皇后。史书记载其“天表英俊,岳立声洪” 。据说当他六岁时,与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问安。顺治问他们二人,将来想做什么。福全的回答是:“愿为贤王” 。而玄烨却回答道“愿效法父皇” 。顺治深以为异。
  
  顺治帝临终时,指定玄烨为皇位继承人。因当时的玄烨年仅8岁,顺治帝又指派了4名亲信大臣辅政,即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玄烨即位后,改元康熙,史称康熙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康熙“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他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是个非常喜爱学习之人。康熙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曾说自己“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康熙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康熙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因此,康熙文化思想受到满州、蒙古、汉族儒学和西方等多种文化的影响。
  
  少年康熙计除鳌拜亲政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聪明的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对于康熙帝的有些诏令,他也敢公开抗旨。这些使康熙意识到该是剪除鳌拜的时候了。康熙考虑到鳌拜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决定设计将其铲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在对待鳌拜的处理上,再次显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康熙的宽仁之治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在缜密谋划之后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康熙之治下的繁荣
  
  康熙在位六十年,逐步恢复经济,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此外,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垦田面积从1651年顺治时期的2,90亿亩增加到了7,30亿亩。像抛荒严重的两淮地区,至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因遭三藩叛乱而更加残破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开垦无遗。相应的是粮食价格从顺治时期的斗米二钱(银) 在康熙年间降到了0.5到0.6钱(银) 。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内乱,将台湾收回,使中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大。当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
  
   康熙卓绝的武功主要体现在:
  
  平定三藩: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朝以很大威胁。而且所耗军费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煽诱鼓动。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叛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陷落,一时局面相当严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变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对“三藩”之乱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措施。在康熙运筹帷幄的指挥下,康熙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八旗兵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康熙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复。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云贵悉平。
  
  此次平叛的胜利,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收复台湾: 在三藩刚刚平定不久,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发生内乱。起因是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其子郑经立。1681年,郑经死后,其部将冯锡范等杀死了郑氏的继承人,改立郑经次子克塽继承延平王位。郑克塽年幼,成为冯锡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况下,决心为了国家统一收复台湾。1681年七月,康熙下诏“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将军总督等统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1683年,施琅率领战舰三百,精锐水师二万,进攻澎湖。经过七天激战,清军占领了澎湖。不久,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清军进驻台湾。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从1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盛起来。特别到噶尔丹为汗时期,势力更加强大。他不仅统治了厄鲁特四部,而且占领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势力达到青海、西藏地区。为了实现割据一方的野心,噶尔丹与正在对外扩张的沙俄勾结起来,于1688年春,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进攻。在清政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万多骑兵,向内蒙古大举进攻。
  
  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边疆,曾先后于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亲征,打败了叛军。最后,噶尔丹走投无路,染病死去。
  
  噶尔丹叛乱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清政府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此后,清政府又先后平息了噶尔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乱,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和准部贵族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的叛乱。并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分蒙古族为二十九旗,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劣谟大臣、都统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平定准噶尔叛乱,突显了康熙卓越的军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中国黑龙江地区。沙皇多次遣使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外,由于清初国内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
  
  俄国因内外问题一时无力在东方大规模用兵,遂希望议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订立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和近现代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根据条约,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直达于海的外兴安岭为中俄边界,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土地的归属另行议定。这样,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被确认为中国的领土。此后,俄国多次派遣使节和商队来到北京,清政府还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馆供俄人居住。
    
  康熙的为君之道及史书对康熙的评价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终年六十八岁。终其一生,可以说康熙是一位圣德之君。其为君之道主要在于:勤慎理政,仁爱宽刑。
  
  《清史稿》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负面评价

     提到康熙帝,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什么才更合理?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有人说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不过那些久远的盛世由于资料缺失,已经近于传说,怎知吏治、民生之具体情况,从人口来看,康乾盛世无疑是纵向对比之下最强盛的时代。《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新思想已经萌发,旧的社会制度正要被淘汰。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四、关于康熙是否关心科技进步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五、关于康熙平三藩、续修柳条边与准部之乱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 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何于康熙厚爱之甚?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乾隆后才渐弛禁令。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是为内侵之始(17)。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不过,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和几亿人同时受着传统儒家教育的帝王凭空建立超越时代的观念,今天自以为是,厚今薄古的人在数百年后也许也会成为读史者口诛笔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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